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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易於討好。這類譯法似乎頗難而實在並不難,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說,要比用白話文還容易得多,至少是容易混得過去,不十分費力而文章可以寫得像樣,原意也並不失掉,自己覺得滿足,讀者見了也不會得不加以賞識的。這可以說是翻譯的成功捷徑,差不多是事半而功倍,與事倍功半的白話文翻譯不可同年而語。文言譯書不很費力而容易討好,所以於譯者有利,稱曰為自己而翻譯,即為此故。不過若是譯者因為喜愛這本原書,心想介紹給大家去看,那麼這是為書而翻譯了,雖然用文言於譯者最有利益,而於讀者究不方便,只好用白話文譯去,亦是不得已也。
我把這一段文章引在這裡,一面也是說自己的經驗,更重要的一面是說明雅與文言的關係,在用白話文譯書的時候,三字訣中的雅可以不必要,至多歸併在達字裡邊也就可以了。
(四) 韻文與散文
末了這一節話恐怕缺點頂多,因為是外行人所說的。我不會得做詩,這裡說起韻文,乃是上文講到文言譯書,所以連帶引起來,想對於用古文譯詩的問題說一句話。看來很像是矛盾,我對於有能力的人把外國詩歌譯成中國舊詩並不反對,但是自己如遇見書中有詩歌出現,卻主張用散文譯,無論是連寫或是分行,總之都是散文,因為我覺得現在還沒有有韻的白話這一體,所以沒法子用韻文譯。韻文總有它的一種形式,在中國則是如字的有腳韻,自《國風》《楚辭》、詩詞以至小調彈詞,都是如此。把外國的詩歌要翻成中國的韻文,便必須用上邊所說的某種形式表現它出來,這才在中文的譯本上有韻文的感覺,大抵愈用古舊的體裁也愈容易譯得好,其理由與用古文譯書是一樣的。不過這也仍舊是為譯者自己的利益而說的話,對於讀者是否便利,對於原文是否體裁相合,也還是很有問題,即使是同樣的問,用《小放牛》調改寫《天問》,我想總不能算是合適吧。翻譯外國的韻文,在我個人看來總覺得是一件大難事。六朝以來,佛經裡有好些韻文作品都譯成了中文,如《佛所行贊經》,還有某一種的本行經,全部是韻文,譯成了“偈”的形式,這裡顯示出譯師們苦心與獨創的地方,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他們不願意改譯成散文,要用韻文呢,那時所有的各種形式總有可以採用的,可是用了便要受約束,不變成大雅也是長篇述祖德詩了,所以他們造出了一種無韻的非散文,沿用“偈他”(gatha或譯伽陀)的名稱,是專為譯述印度原詩用的新文體,至今讀了還覺得很有意思。正如《四十二章經》用《論語》《老子》體的文章寫了之後,感覺得雖雅而不適合於發揮新事理,乃揉合駢散,成立了晉唐的佛經文體,這裡不用騷賦,別造偈頌,意義相同。這給予我們一個教訓,便是舊文體縱或可以應用,新時代應當自己去找出途徑來。現今想用古詩文各體裁譯著的人大概是沒有了,但是新的途徑也還沒有找好,散文方面總算走了幾十里路,韻文卻沒有什麼頭緒,這是值得去試探尋找的,雖然在我外行人這裡毫無意見可以貢獻。
重譯書與重出書
1951年7月15日刊《翻譯通報》3卷1期
署名遐壽
未收入自編文集
重譯書究竟是否多是每況愈下,而不是後來居上,我想這很是一個疑問,還得要加以調查研究。頂重要的一點是,重譯書與重出書的區別須得分清楚了。重譯書是明知道這書已有譯本,決心來從新翻譯,這裡必定有什麼一種原因,如不是發現前譯有錯誤,要來改正它,便自信重譯一遍,可以更為達雅,才肯費了時間精力來做這樣的工作。假如是有這樣用意來動手重譯,那麼在理論上說總不能比前譯更差。重出書則是彼此全不接頭,同時或前後譯成出版,譯文雖有好壞,那完全是偶然的,與翻譯先後可以說是沒有什麼關係。有用意的重譯,我以為是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