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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僧俗人民的抗英決心，光緒十三年（1887），西藏三大寺、扎什倫布寺、西藏地方政府的七品以上全體官員，向駐藏大臣文碩上了一道公稟，宣告“縱有男盡女絕之憂，惟當復仇抵禦，永遠力阻，別無所思。”當時的駐藏大臣文碩忠於職守，站在西藏人民一邊，全力支援他們的抗英正義鬥爭。但是，由於當時清朝政府執行對外屈服政策，加上英國的新式武器與藏軍的弓箭刀矛和火槍的相差懸殊，隆吐防線被英軍攻佔。這是西藏曆史上第一次抗英戰爭。在第一次抗英戰爭中方面和班禪方面的態度是完全一致的。方面是由三大寺出面，班禪方面是由扎什倫布寺帶頭出面。開赴前線的藏軍中，也有班禪管轄地區的民兵。1904年（清光緒三十年）元月4日，英軍攻佔春丕，6日攻佔帕裡。4月11日英軍進抵江孜，在此雙方又發生激烈的戰鬥，江孜堡壘被毀，藏軍損失很大，英軍也死傷不少。這就是西藏曆史上著名的江孜保衛戰。8月初英軍攻佔拉薩。十三世在英軍抵拉薩的前夕，為了避免被英軍俘獲，被迫出走，經過青海，到了外蒙古。對此，駐藏大臣向清朝政府的奏摺中“彈劾”十三世“平日跋扈妄為，臨事潛逃無蹤，請褫革喇嘛的名號”。清朝政府回電：“著即將喇嘛名號暫行革去，並著班禪額爾德尼暫攝”。然而，九世班禪是有政治遠見、顧全大局的。他考慮到十三世離藏期間，由他代理的職權，只會增加他們之間的隔閡，對西藏內部的團結是很不利的。因此，九世班禪接到駐藏大臣的通知後，以“後藏為緊急之區，地方公事須人料理，且後藏距江孜僅二日程，英人出沒靡常，尤宜嚴密防範，若分身前往前藏，恐有顧此失彼之虞。”沒有接受要他前去代理職務的要求。英帝國主義者乘十三世逃亡之機會，命在江孜留駐的鄂康諾大佐於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9月24日，率英軍50餘人，突然到達日喀則，藉口他不日即將回國，特來向九世班禪告辭。九世班禪還是很有禮貌地接待了鄂康諾。在接見中，鄂康諾突然提出讓九世班禪赴印度。“班禪當即回稱：我往印度不難，但須稟陳欽憲，奏知大皇帝殊批照準，方可起程，否則難以從命。該英員即稱，該國有信，不去不行，請細思之等語”。並且以英軍要佔日喀則和憶什倫布寺為由進行威脅。在此情況下，九世班禪於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10月12日離日喀則去印度。九世班禪到印度後見英皇太子時，鄂康諾要班禪跪拜，“班禪未從，當稱我只在大皇帝前跪拜，其餘不行。仍行執手常禮。”當時清朝政府外務部“已電達駐印欽使及印督等，班禪來印赴會則可，若逼令干預藏事，即令班禪親自畫押，蓋用印信，均作為廢紙”。這樣，英人的陰謀未遂，不得不厚禮送歸九世班禪。九世班禪一行1905年12月返回江孜，在江孜休息兩天後返回扎什倫布寺。這次班禪被迫赴印，未做絲毫有損主權的事情。

但是1912年，十三世從大吉嶺回藏以後，與班禪之間的關係，逐漸惡化。其原因是：1915年，在日喀則設立了基宗（相當於內地行政專員公署），任命僧官羅桑敦主、俗官木霞二人為基宗（後藏總官）。

基宗的職權很大，他們除管轄在後藏的所有宗溪之外，也管轄班禪所屬四個宗和所有溪卡，這就侵犯了班禪的固有地位和職權。在設立了基宗之後，即向班禪轄區的百姓徵收與攤派軍糧稅款和烏拉。這樣就使班禪與這間的關係日趨惡化。

1916年班禪寫信給，指出基宗干涉寺政不當，並要求會晤，解決問題，覆信拒絕。到了1919年春，同意班禪去拉薩會晤，但無結果。

這樣，一直到了1923年，命令扎什倫布寺的幾個負責官員前往拉薩，這幾個官員到拉薩後，未經審問，即被投入監獄。當班禪得知這一訊息後，感到是大禍臨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