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4章 開國元勳的不同命運（三）(第2/4 頁)

究指使者。鄭士利笑道：“只是想看看我的上書能否被採用而已。我的職責是為國家議論政事，自料必死，誰會為我出謀劃策？”

更認為一介書生鄭士利無法主導此事，下令徹查幕後主使。最終並未查到所謂主使，鄭士利被流放，其兄長鄭士元本已釋放，卻也受此連累被判處流放，而空印案中的其他官員也未得到赦免。

朱元璋認為空印這種做法存在嚴重的潛在風險，可能被奸吏利用來作弊和危害百姓，同時他也將官員未經請示就私自使用空印視為對皇權的輕視和挑戰。

關於此案的處理結果，各史料記載大都一致。主印官員處死，副手以下杖責一百，充軍流放。錢穀冊書的稽核要透過府、省、部三級，主管地方印信的主官以及經歷三層稽核在空印文書署名者皆被捲入，方孝孺的父親方克勤身為正四品濟寧知府，因此案被捉拿處死。鄭士利的兄長鄭士元身為正五品，是湖廣省按察使的輔佐官，被杖責一百後流放。

空印案的涉案被殺人數以及案發時間都存在爭議。有人說在空印案中有數以百計的官員被處死，也有說空印案和郭桓案或連坐罪被殺的人多達七、八萬人。學者認為空印案牽連的人數應該超過千人。案發時間綜合多方記載，洪武九年更為可信。

空印案發後，朱元璋填補了相關漏洞。他將有關條陳寫進大明律法，制定了各種違反公文制度的條款十五條，規定將軍、總兵官、五軍都督府、六部、都察院盜用印信及空紙用印者皆處以絞殺；

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衙門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其餘衙門者杖責一百，關押三年。此外，朱元璋為避免空紙用印再犯，還實行了半印勘合制度，規定凡文書紙上均須加蓋半印（即官防官印）以便核對，加強了明政府對地方行文的控制，完善了明代的文書用印製度。

此案過後，朱元璋於洪武九年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並設定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揮使司，分散了一省的司法權和軍權，三司都需聽命於中央，保證了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控制權，對加強中央集權起到了一定積極作用。

朱元璋嚴厲的懲處方式也產生了消極後果。不少士人害怕惹禍上身而不願做官，有的甚至詐死以求辭官。官員在任職時只求無禍，遇事推諉，導致官場弊病叢生。

胡惟庸早年投身朱元璋麾下，起初只是個不起眼的小吏。但他善於察言觀色，巧言令色，逐漸獲得朱元璋的賞識，在仕途上步步攀升，最終登上左丞相之位，成為朝堂上權勢顯赫之人。

胡惟庸大權在握後，愈發肆意妄為。在政務處理方面，他擅自決定江南地區的稅收政策，未獲朱元璋批准便私自增加稅額，導致百姓負擔沉重，苦不堪言。據當時戶部的統計，江南地區因胡惟庸私自加稅，百姓每年多繳納的賦稅多達數百萬石糧食。

在官員任免上，胡惟庸只看關係和賄賂。楊士奇，本是才華橫溢、清正廉潔之士，卻因拒絕向胡惟庸行賄，被其打壓，貶至邊遠地區任職。而毫無才能的趙德，因向胡惟庸行賄十萬兩白銀，竟被任命為重要地區的知府。據不完全統計，被胡惟庸打壓的正直官員多達兩百餘人。

在案件處理上，胡惟庸肆意偏袒自己的黨羽。富商錢廣進殺人一案，證據確鑿，胡惟庸收受賄賂後，顛倒黑白，讓錢廣進逃脫罪責。他還私自扣下眾多對自己不利的奏章，使得朱元璋無法瞭解真實的民情和政務。據宮廷內檔記載，被胡惟庸私自扣下的奏章多達上千份。

胡惟庸的種種惡行嚴重破壞了朝廷正常的政治秩序和官員選拔機制，官場風氣極度敗壞。

他還專權跋扈使得皇權與相權的矛盾激化到頂點，促使朱元璋下定決心廢除丞相制度，加強皇權。

1380 年，朱元璋以“謀不軌”罪誅殺宰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