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第3/5 頁)

歷史既然沒有回程，因而對歷史的思辨只是今天的雲影。雲捲雲舒，沒有一滴雨可以落到昨天的戈壁灘上。歷史智慧之為虛無，正如歷史矇昧之為真實一樣不可改變。

思索到這一層，多事者真想停止思索。

以“鴉片戰爭”為起點的中國近代史，有如一串永遠不會成熟的酸葡萄。因而，不論如何細數歷史家底，都尋不到一瓶甘甜的美酒。

於是善良的人們開始給中國近代史加“糖”。

以“鴉片戰爭”這段歷史為例，即已被“糖化”了不少。批判“投降派”以發洩壓抑，讚揚“禁菸派”以伸明正義，歌頌犧牲者以呼喚獻身，誇大“三元里”以虛張民氣；最妙最妙的，還是以詛咒英國侵略者，尤其是醜化侵略者中的頭面人物為歷史主旨，不斷在新一代掃盲班裡播種仇洋恨外的情緒，似乎這樣的辯證法才能平衡歷史的失敗感；或者說，惟其如此，才算汲取了歷史的教訓，徹底地將“壞事”變成了“好事”。

我們將處在對立面的敵人及自己營壘裡的敗類已經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了。創造歷史的任務，業已超額完成，歷史的寫手們十分自負而自得。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寫歷史的那支筆，勝過十萬毛瑟槍呀！

隨手翻一翻進入二十世紀以來那些流行最廣的中國近代史教科書，總可以看到對鴉片戰爭的罪魁禍首、那個英國人查理？義律（Capeain？Charles？Ellilt）的譴責。

站在中國的、被侵略的立場上譴責非中國的侵略，這是一種很自然的民族感情。但歷史教科書並不是民族感情的藝術抒發，它揭示的應該是由雙方較量所隱含的“全部”歷史內容和“全部”歷史教訓。因為快意於譴責，人們竟沒有功夫去認識自己的對立面，故而也不可能從“人”的、即一個英國人完成其時代使命、國家任務的角度，去認識義律。義律在中國教科書中的“妖魔化”，“符號化”，絲毫無助於讓中國人瞭解對手、瞭解世界。

沿用類比的思維程式，站在英國的立場，查理？義律無疑是一位民族英雄，是一位張騫式或班超式立功異域的英雄。一種較為中平的參照是：大漢民族有理由讚頌張騫、班超，不列顛民族即有理由讚頌義律。

這不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這也不是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

這更不是長別人志氣，滅自家威風。

查理？義律是一面鏡子，認識了他，也便認識了英國的民心民意、戰略戰術。戰爭，是雙方的對抗，豈能不知己又不知彼呢？

在大英帝國的政治體系裡，義律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角色。從“級別”上看，義律與堂堂天朝大國的欽差大臣林則徐、兩廣總督鄧廷楨，均不在一個等高線上；從“使命”一看，義律是英國駐華商務監督處的總監督，後加的“領事”頭銜，似乎也未履行嚴格的任職手續。所以他與漢代張騫、班超銜皇命而通使，亦降一格。就是這麼一個人，在不般配的較量中，卻步步緊逼，處處主動，終於讓每一箇中方對手都敗下陣來，因而，人們沒有理由不承認他的存在與價值。

可惜，中國史學家對義律的情況瞭解太少，分析太淺，因而在中國百姓的印象裡，他只是一個體現帝國主義侵略本質的惡的化身。

義律（1801—1875），因英國在華設立商務監督處，於1834年7月15日隨首任商務監督律勞卑（W？J？Napier）勳爵初次抵達澳門，開始接觸中國事務。其時，義律的職務是商務監督處秘書。律勞卑是一個忠於職守的人。他以為，自己既然是大英帝國駐華商務處的總監督，作為官方外交方面的代表，就應該有與中國廣東地方官員直接洽談有關事宜的權力。但這要求被廣東方面拒絕了。一怒之下，他竟敢於、並真的指揮兩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