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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視為祝壽的“貢使”。對英國使者提出的八項要求，乾隆帝逐一以“斷不可行”、“皆不可行”、“更斷不可行”、“尤不便準行”、“尤屬不可”等駁回。⒃

英國人無功而返，他們高攀不上中國這個“天朝大國”。

中國人失去一次走向世界的機會。由於今天不願意建立平等的國家關係，明天，中國等到了外國強加給她的不平等。

馬嘎爾尼帶了六百箱禮品，送給中國皇帝和官吏，回程時，兩手空空。一路上，他和他手下的科學家們從各自不同的角度觀察著中國，並寫下了有針對性的感受：？輥？輵？訛

——其中的地質學家考察了黃河的水土流失，預言道：“在八百七十五萬天內，也就是說在二萬四千年內，黃河的泥土就要填滿了黃海。”

——其中的思想家說：“中國老百姓身家性命的安全操在官吏們的手中，對於這種命運，他們是不甘心的。”

——馬嘎爾尼則預言：“清帝國好比是一艘破爛不堪的頭等戰艦……一旦一個沒有才幹的人在甲板上指揮，那就不會再有紀律和安全了。”

那個“沒有才幹的人”終於走上甲板，擔當了“船長”的重任。他便是儉樸而厚道的道光皇帝旻寧。

不是得之於血緣遺傳的智商問題，其實是得之於後天實踐的認識缺失。

不是個人的、偶發的侷限，其實是民族的、國家的時代落伍太為遙遠。

可以這麼為道光皇帝的“無能”開脫：在那個時代，中國境內，上自帝王，下至臣民，億萬眾生中，還沒有一個人因為具備著地理大發現背景下的世界意識，而鍛煉出在國與國的抗衡中制勝大英帝國的才幹！

二、“愛國主義”何以不能“救國”

回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秋七月的清空下，從耆英輩手中取過《江寧條約》瀏覽一下，十三條“和約”內容，八款“善後”事宜，無一條一款不鏤刻著中國國家的“失敗”。

中國作為一個歷史民族，經歷過“失敗”，而且能夠承受住“失敗”。失敗留下教訓，接受教訓而爭取勝利，有何不可？

但時至今日，中國的主流史書對於鴉片戰爭失敗的教訓，仍然缺乏最中肯的表述。語言要繞行在思想的立交橋上，右行而達左，上行而趨下，一段“失敗史”，常常會被人左講右講、變成了一出“英雄戲”。讓聽眾、觀眾悲涼的是：英雄的將領與英雄的人民總是不能制勝，因而英雄們的“愛國主義”總是不能有效地“救國”。

這是中國歷史學的悖論？還是中國歷史的悖論？

“愛莫能助”的無奈，讓人反思“愛國”這種“精神”對於“物質”即“國家”的反作用畢竟有限，因而無限度地頌揚“精神”如果不是阿Q式的自欺，大抵是心不由己的誤導。誤導者希望繞過“人民存在”而呵護“權力存在”——不能美滿的是，人民維護了權力，權力卻只維護自己。

在鴉片戰爭的歷史斷面上，中國並不缺乏愛國者：

大聲疾呼禁菸的鴻臚寺卿黃爵滋；

大刀闊斧禁菸的欽差大臣、湖廣總督林則徐；

竭誠輔助禁菸的兩廣總督鄧廷楨；

血戰定海、第一個為國捐軀的高階將領正二品銜總兵張朝發；

血戰沙角炮臺而英勇獻身的從二品銜副將陳連升及其子陳長鵬（土家族）；

血戰虎門炮臺而壯烈犧牲的從一品銜提督關天培、正二品銜總兵福祥（滿族）及從三品銜遊擊麥廷章；

血戰定海而中創陣亡的正二品銜三總兵葛雲飛、鄭國鴻、王錫朋；

血戰鎮海而落水捐軀的正二品銜總兵謝朝恩；

血戰鎮海而投水殉節的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裕謙（蒙古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