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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即在萬人以上。起事初，洪秀全曾表白：“殺一人如殺我父，淫一人如淫我妻。”結果是縱殺縱淫，這“革命”如何讚美？

總之，太平天國的領袖仿效田單驅火牛入陣的戰法，仿效項羽破釜沉舟的戰術，將太平軍戰士視若會說話的戰具，任意使用；因而，太平軍戰士真的為他們創造了勢如破竹的戰爭神話，神話只哄騙幼稚者。本節，僅就太平軍戰士的前期犧牲作些提示，而在後期，“神話”破滅，“權威”消失，太平軍土崩瓦解。西進，北伐，全部送死，守衛天京，一律喪命，這又與洪天王的“太平”許諾背道而馳。

太平軍“造反”，清軍“鎮壓”，各自立場不同，所以對戰爭的定性亦不相同。“正義度”的評判如果以“人民利益”和“國家興亡”為基本參照，相信還有商討的餘地。歷史事變既不能保證每一個“造反者”都將“造反”兌換成個人及家族幸福，又不能保證每一個“鎮壓者”都靠“鎮壓”實現權力及權力體系的永久安定。這正像矛與盾，不能兩立，不能兩全。太平天國與大清王朝，經過“造反”與“鎮壓”的一輪較量，滅者自滅，衰者自衰，何止是兩敗俱傷呢！這呼應了那個延續兩千多年的改朝換代的誘惑，這也表現了中華民族在處理內部矛盾、構建社會平等上的簡單化與非理性。一場內亂，絞殺了強梁，成全了英傑，而普遍的“尚武精神”則被割草機碾壓一遍。如果進入時光遂道，重回六朝故都當一名天國戰士或天京臣民，腥風血雨，感同身受，我相信任何人也不會重蹈迷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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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書生”立功，“民兵”救國

這是一個悖論性的題目。疆場立功，本是武將的事，濟難救國，本是英豪的事。在此，我們推崇“書生”與“民兵”，且提高到為國立功的極限，確乎是有其名而又有其實的。

“太平天國”史的研究者中，不少人為洪秀全們遺憾。他們設想太平軍佔領南京後全力北伐，便極有可能一掃淮北，再渡黃河，直搗幽燕，將滿族統治者趕出長城，而宣告清朝亡而“天國”興。可惜的是，太平天國的領袖們沒有發揚不斷革命的精神，到了金陵這六朝香粉之地便撲倒身子開始享受，坐失戰機，導致失敗。

“半力北伐”與“全力北伐”結果當然不一樣。

但不論如何，太平天國皆無勝局可言。

這一判斷，已經落在歷史事實的後面，因而從理論的預見性上看，它是毫無意義的。我們在歷史的事變之後，特別指出這一點，其實是基於民心向背的分析。長話短說，即太平天國的北伐，是缺乏人民支援與人民響應的。有一個階段性的比較：太平軍出廣西，入湖南，隊伍驟增，“破江華縣，招得湖南道州、江華、永明之眾，足有二萬之數”；“後移師到郴州，入郴州亦招二三萬眾”。？輥？輵？訛　粗粗匡算，一入湖南，太平軍便擴編十倍！由湖南入湖北，兵力又強，武昌東下時，太平軍揚言已有五十萬眾。這大抵是太平天國的軍民隊伍總數。而北伐之戰，部隊越打越少。這對太平天國的全國性勝利，是一個不可逾越的“民心障礙”。這話題，暫放下，許容後補。

與一些史學家的估計不同，吾輩認為太平天國運動爆發時，清王朝的“民心”未喪，“官心”未亂，所以國家權力尚能整合“民心”、“官心”，與少數造反的“民”攤牌較量一番。得民心轉危為安，失民心中途垮臺，這便是清王朝與太平天國的命運逆轉。

先說說“書生”。

書生的理想，堅定而明確，即“讀書做官”。說到“讀書做官”，多數人歸於科舉制的誘惑。這只是“顯因”，或一因。根子在中國的“文官政治”或“勞心者治人”。

在歷史的發展中，“讀書做官”是個進步，是社會文明的保障因素，是國家統一的理性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