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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諸軍由平壤退至安州。一見葉“總統”，聶士成便自覺請命，要率部在安州抗日。葉統各軍，損傷後仍有萬人可以戰鬥。而且日軍佔領平壤後，並未急速北上，這給安州清軍提供了足夠的休整時間。倘能死守一戰，日本人何能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何以能輕而易舉便渡過鴉綠江、搶佔我東三省大片國土？

但“逃跑將軍”葉志超只信一個“逃”字，哪兒還顧及聶士成的建議。聽了只當沒聽，把手一揮：撤！“總統”下令，誰敢不遵？以淮軍為中堅的援朝大軍就這樣狂奔五百里，棄安州，棄定州，棄義州，八月底，渡過鴉綠江，抵達九連城，這才驚魂始定地收兵一處。

陸軍“援朝”，以徹底失敗告終。

葉志超、衛汝貴臨陣脫逃、棄械喪師的行徑，引起朝野一片譴責。旨下，葉志超、衛汝貴著先行撤去統領，聽候查辦。二人所部各軍，暫由聶士成統帶。後來，二人均被逮問。葉志超斬監候，旋遇赦，死於獄；衛汝貴斬立決——這也許是甲午戰爭中自乾重咎、處分最厲的陸軍將領。

從“過五關斬六將”，到“走麥城”，這是小說化的關羽的人生軌跡。在下借“走麥城”一語，批評葉志超與衛汝貴，卻並不想落井下石，將一切責任推給他們。葉志超固然畏敵如虎，衛汝貴固然“無用無能”，我們分明也看到了如下事實：

其一，在朝鮮戰場上與中國援朝的軍隊對峙的日本軍隊，的確在人數（三萬多對一萬七）、裝備等方面，具有明顯優勢。

其二，不會打仗、不能打仗、不敢打仗乃至臨敵而怯，望風驚潰是當時淮軍官兵的戰場流行病。即便氣貫長虹的左寶貴，他的部下（如副將楊建春、都司徐玉生、守備揚建勝等）也有開城逃脫者。由此，則暴露了淮軍在和平年代徹頭徹尾、徹裡徹外的蛻化。理性評價，這叫“軍隊腐敗”。

數量上、裝備上、鬥志上項項皆弱於敵，這個仗，怎麼打？所以葉志超、衛汝貴之流的“逃跑主義”也自有他們的不得已。

唯心地說，這也許就是軍隊、將領的運數到了物極必反的盡頭。“生於末世運便消”，英雄變成懦夫，光榮變成恥辱，大起大落，大暑大寒，繁花謝淨，百枝凋零，個人的悲劇與國家民族的悲劇，一齊拉開序幕……

日本的武士，成為“淮軍”常勝歷史、不敗神話的終結者。而“淮軍”威信與榮譽的終結，又在中日關係史上標明瞭國運沉浮的宿命——在敗於“西洋”列強半個世紀之後，中國又開始了敗於“東洋”近鄰的五十年辛酸。

由“援朝”開始的“外戰”，終於將戰火引入國內。葉、衛處分後，新任陸軍將帥們也大都擔當不起禦敵衛國守土之責。在自己的領土上，得天時、地利、人和之勢，仍然一敗再敗，一逃再逃，旬日之間，遼東半島，淪入敵手。自光緒二十年（1894）八月二十三日（9月22日）朝旨任命四川提督宋慶為“北洋軍務幫辦”集兵九連城始，到光緒二十一年（1895）二月十三日（3月9日）遼西軍資重地田莊臺失陷，以“淮軍”為中堅的中國陸軍在本土作戰中，連創敗績，可以說仗仗失利，處處“麥城”——九連城失守、安東失守、長甸失守、寬甸失守、鳳凰失守、岫巖失守、金州失守、旅順失守、析木城失守、海城失守、鞍山失守、牛莊失守、蓋平失守、復州失守、營口失守……面對日軍進攻，中國軍隊到了不堪一擊的程度。

說一個例子，就足以衡量中國陸軍戰力。光緒二十年（1894）十一月十七日（12月13日）遼南重鎮海城被日軍佔領，鑑於海城的戰略地位，清政府下令駐遼各軍聯手作戰，“夾攻海城，冀獲一勝”。　宋慶領命，統毅軍，會同聶士成、呂本元、依克唐阿、長順、吳大澂等所部，圍攻海城日軍。駐海城日軍僅六千人，而攻城者由三萬人，增加到四萬人，再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