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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誇大了。但六炮臺合計，死傷之數當不低於千人。關天培作為最高將領，負有守土之責，他惟一的體面選擇是戰死，所以他的貼身衛隊20多人亦與他一起戰鬥到最後一滴血。與清軍重大犧牲形成反差的是，英國人攻佔虎門第二重門戶的重點防區僅僅傷6人。又是無一人死亡。

至此，我們可以算算虎門大戰的傷亡總帳了。清軍死傷約1700多人，死者過其半數。英軍傷44人，無一死者。

這組對比數字，揭示了軍隊的強弱比勢。英強而清弱，英強，強在武器；清弱，亦弱在武器。一言以蔽之曰：武器相差太大！

我們終於回到了“武器”的、“物質”的現實！

鴉片戰爭，中國失敗，百因千因，主因乃“器不如人”！

有一頂“唯武器論”的大帽子，被一批十分革命的批評家握著。因為怕被扣帽子，鴉片戰爭中敵我雙方“武器”的差距，一直被近代史研究者有意、無意地迴避著。

我們不明白，中國古人“道不離器”的正確論斷、常識表述為什麼被當代一些學者曲意掩飾呢？

戰爭，是人的較量，是握著武器的人的較量。離開了“武器”談戰爭，那不是戰爭，那很可能是小孩兒過家家，或老孃們兒廝打。

備戰，不能不備“器”。俗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兵器，是與糧草一樣重要，甚至要先於糧草而籌措的備戰重點。吳起論戰，強調“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為謀主”，　看來他是因人而配兵器的。

有兵，必配兵器。同樣的兵，器利者勝。所以，“兵法”重承襲，“兵器”重革新。不重兵器，驅兵為戰，無異於驅人赴死。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修“兵”（器）就是修道；上升到“人道”的高度，修“兵”（器）就是愛人。

從相反的角度考求，一個不重視武備的政府必是一個對國家、對民族、對百姓都不負責的政府。宣言再美，它都是壞政府。

鴉片戰爭的失敗，僅僅從“兵器”的落後就足以判定清朝朝廷既缺乏國家責任，又缺乏人民責任。

冷兵器時代，兵器有懸殊，還不是不可逆轉的。熱兵器時代，兵器威力大小，往往對弱勢一方是致命的。

鴉片戰爭中，英國與中國的軍力對比，不是數量之比，而是質量之比。高質量對低質量，可以說一天一地，這就無怪乎那個叫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的英國神父，在1832年隨東印度公司的商船阿美士德號偵察了中國的沿海防務後敢於自誇：“英國的一隻護衛艦可以輕而易舉地擊潰整個中國海軍的1000只兵船”；“如果我們是以敵人的身份來到這裡，整個軍隊的抵抗不會超過半小時。”

回顧虎門海戰，透過中國當代史書浪漫的愛國主義渲染，那實際上是清國水師既無招架之功、又無還手之力的任人敲打。

對進攻者而言，那是一場放手屠殺。

虎門，防衛能力最強，尚且如此，閔海防、浙海防、江（蘇）海防、津海防先後被英國艦隊一觸即潰，定是十分正常的了。

下面，我們仍要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中、英雙方傷亡數字的對比，來揭示兵備落後的嚴峻性和殘酷性。

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英傷亡統計：

1841年1月7日，沙角、大角之戰，清軍傷亡744人（死282人），英軍僅傷38人；

1841年2月25日…2月26日，虎門上橫檔之戰，清軍傷亡約1000人（死約700人），英軍僅傷6人；

1841年2月27日，烏湧之戰，清軍死亡466人（傷未計），英軍僅傷8人；

1841年8月26日…8月27日，廈門之戰，清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