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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前會議，已見殺機。

朝中的大臣，違者皆殺。黑名單列好了，有大學士王文韶、尚書廖壽恆、侍郎那桐等人。因為聯軍入京太快，當權者未及下殺手，得免。

而外省大吏，相對較為安全，因而也敢於上書進言，反對恃拳民、攻使館。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四川總督奎俊、閩浙總督許應騤、福州將軍善聯、巡視長江李秉衡、江蘇巡撫鹿傳霖、安徽巡撫王之春、湖北巡撫丁蔭霖、湖南巡撫俞廉三、廣東巡撫德壽等地方大吏聯名合奏，言：“亂民不可用，邪術不可信，兵端不可開。其言至痛切。山東巡撫袁世凱亦極言朝廷縱亂民，至舉國以聽之，譬若奉驕子，禍不忍言矣”。

鞭長莫及，慈禧與載漪們不高興，也只有聽之任之。

宣戰詔書發出的那一刻，清政府便犯下了一個低階的、無可挽回的、自毀神器的錯誤。

袁昶的話，簡單而明瞭：“團民非義民，不可恃以禦敵，無故不可輕與各國開釁。”一個內政，一個外交，雙雙都錯，誰能救他？

清政府的決策層群體，都瘋了。

一個瘋狂的政權，自我感覺非常良好。

仍以被人稱為“袒拳中堅”及“禍首”的載漪為例，在其大權掌握的兩個多月時間內，“每出，扈從數百騎，擬於乘輿。出入大清門，呵斥公卿，無敢較者，蓋得意甚矣”。　。。

二、“五大臣”喋血菜市口（7）

中國近代史的庚子之變一章，沒有認真剖析載漪的決策作用，當為一大失誤。所謂“偽造歷史”，不一定指生生造假。顛倒了輕重，隱瞞了關節，模糊了是非，迴避了責任等，都是“偽造歷史”的常用手段。讀史上當，不可不防。一個人，因為私利，因為愚昧，又因為權傾一時，誤了一個國家，載漪為一顯例。大清朝的庚子災難，人多歸於慈禧，於今思之，載漪之罪尤大。

還有一個瘋狂的大吏，德行不可遺漏，此人即毓賢。從山東巡撫調任山西巡撫時，他在北京做過短暫逗留。時間雖短，他卻辦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宣傳義和團的“義”及“扶清滅洋”。“毓賢入都，見端王載漪、莊王載勳、大學士剛毅，盛誇義和團忠勇可恃。載漪等信之，據以入告，遂拜巡撫山西之命。毓賢至，任衛軍數十人，皆拳黨也，自稱義和團統領，拳術漸被于山西，浸猖獗”。

毓賢赴山西巡撫任在光緒二十六年庚子（1900）初春。這年春天，正是義和團由直隸城鄉奔聚京津的時候，朝廷諭各省督撫，拳民與教民應無分畛域，一視同仁。但毓賢承載漪、剛毅私意，置朝旨不遵，而以縱拳仇教為務。

他與載漪、剛毅相通密函，自言“閫外事惟賢所主，晉中洋教，得淨絕根株，然後更及其他，賢必為公等分憂，對朝廷盡忠，對上官盡職，對地方盡力，對義民盡信，對天下後世無愧”。？輪？輷？訛　他的“無愧”，即是除洋教，殺洋人。

剛到太原時，他便聽到了李蓮英對他的一句讚語：“方今督撫中，惟毓賢一人可算得盡忠報國。”聞言，毓賢喜不自勝，“因命太原冶工，精製鋼刀數百柄，分賜拳童，刀環皆鐫毓字。呼其眾入署，親諭以仇殺洋教，宜併力一心，勿負我意等語”。

如果說山東的義和團是毓賢收編的，那麼山西的義和團完全是毓賢締造的。

山西義和團因為官辦、官助、官褒的背景，平地起雷，烈焰遍地。“各屬教民，富者皆為拳匪掠奪，其被逼背教，抗而死者，先後數千人。被禍最慘者，為大同、朔州、五臺、太原、徐溝、榆次、汾州、平定，匪勢蔓全省”。

死難的“數千人”，都是中國人。

毓賢是用“挑動群眾（拳民）鬥群眾（教民）”的手法，無中生有地掀起仇殺。因而，他就是山西拳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