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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看來，其叛逃計劃非常周密，天衣無縫。儘管他在武漢時曾向陶希聖信誓旦旦地表示絕不揹著蔣介石單獨與日議和，但實際上，在汪精衛叛逃之前，一直是揹著蔣介石與日秘密會商。

在日本方面看來，汪精衛自清末以來一直追隨孫中山革命，很有些德高望重的分量，現在又在執政的國民黨中身居要職，對中國中上層人士有號召力。只要他一出馬收拾中國這殘局，中國上下必然熱烈擁護。待一個以汪精衛為首的“新中國”一建立，就把蔣介石的抗日政府孤立起來，日本徵服中國的大業，也就圓滿完成。

同時，日本天皇批准了“調整日華新關係方針”。基本內容為“新中國”承認“滿洲國”；華北、蒙古為日華軍事合作特區；長江中下游地域和華南沿海為日華經濟合作特區；規定“新中國”之政權形式為分治合作。在附屬條款中，還有“中國應賠償事變爆發以來日本國民在中國所蒙受之權利、利益的損失。”

而一貫反對以武力與日本相對抗的汪精衛，在武漢、廣州失陷之後，其反對抗戰的意圖更加露骨。他認為中國再打下去，用不了多久必然全部變成日軍的佔領地，一不如在尚未徹底失敗之前，與日媾和，尚能保持一些力量，爭取一些“自立”的條件。待講和了，日軍撤走了，中國在親日的幌子下奮發圖強，再行建設，再爭取完全的獨立自主，再與外強爭個高低。

但是，在國人積極主張抗戰到底，在世界上許多國家對抗戰鼓勁加油的一片喝彩聲中，汪精衛自感無法說服蔣介石，更沒有力量左右執政的國民黨的抗戰路線。因此，決心孤注一擲，挺身而出“收拾殘局”；走“保種保民”，這一條“和平救國”的道路。

日本方面得知汪精衛已順利出走河內，頓時大喜過望。內閣首相近衛文（上麻下呂）發表宣告，尊汪精衛為中國的有卓見之士，把漢奸勢力稱作復興氣勢。近衛宣告說：“日本政府，本年曾一再宣告，始終一貫地以武力掃蕩抗日之國民政府，同時與中國同感憂慮並與有卓見之士合作，為建設東亞新秩序而邁進。現在感到中國各地復興氣勢蓬勃而起，建設趨勢日盛一日，當此之時，政府向國內外闡明與新生中國調整關係之總方針，以期徹底瞭解帝國之真意。日滿華三國應以建設東亞新秩序為共同目標而聯合起來，共謀實現睦鄰友好，共同防共及經濟合作。”

但汪精衛顯然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叛逃之後，汪精衛在越南河內坐等，他打算以國民政府要員身份，住到第三國土地上，策動雲南的龍雲和廣東的張發奎等地方實力派將領跟著他揭杆而起，在雲南或兩廣建立“新中國”，然後代表中國與日本謀和。但是，他寄予厚望的這些潛力人物不僅毫無揭杆而起的跡象，反而紛紛登報痛斥其賣國行徑。此時汪精衛叛黨叛國，又無地無槍，僅有幾個“急和派”跟在身邊，可謂是孤家寡人，只能“詩酒自娛”。對此，日本想拉攏而未成功的軍閥吳佩孚有錐心之論，“公離重慶，失所憑依，如虎之出山入匣，無謀和之價值”。

而汪日勾結後，西方國家也紛紛發表宣告，維護“九國公約”，以此抑制日本之野心。美國國會不久即透過對華貸款；英法等國更於歐戰爆發前抽調兵力增強遠東防務。此時，孤單抗日的國民政府終於看到了初現的抗戰曙光。

同時，因為汪精衛的叛國，輿論空前統一而團結，一致聲討，反倒使“主和”派銷聲匿跡，不敢出聲，也使國民政府少了很多掣肘。

“在戰爭時期，騎士精神就是愚蠢的代名詞。”黃曆說道：“雖然暗殺不是什麼讓人感到愜意的事情，但戰爭更讓人痛苦。殺手的子彈也可以體現愛國精神，而且有時會比士兵的子彈作用更大，有時可以挽救無數的生命，甚至有可能結束一場戰爭。”

“結束戰爭？到日本，刺殺倭皇？”曾澈很激動，作為特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