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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實施期間那樣。

美國航空航天局1960年提出了“阿波羅”計劃，計劃一直持續到1972年＇1＇。該計劃是對俄羅斯航天成就大張旗鼓的和平回應，但是美國同等重要的軍事太空計劃也在同期進行。20世紀60年代，軍方忙於改進導彈發射技術和間諜衛星技術，以更好地監控與世隔絕的蘇聯政權。政府和私人部門都在開發通訊衛星技術，將世界連線起來。當時太空事業的三大部門—軍事、資訊科技和太空探索，今天亦復如是。實際上，因為前兩項變得非常重要，而且所有國家都認為太空技術本質上是用來拓展和保持國家實力的，安全困境便由此形成。對於美國而言，太空力量便是一個軍事詞彙。但是這一力量也有其經濟和政治因素，軍事力量只不過是最明顯的而已，並且，最近以來還最依賴於美國的技術。

作為戰略資源的太空（3）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及戰後，德國、美國和前蘇聯的軍事部門最先製造了火箭裝置。火箭只是後來才被用作太空運載工具。就此而言，美國軍隊當前對太空的興趣，以及對其戰地價值的重視，既不新鮮，也不令人驚奇。美國決心在太空擴充套件其主宰地位導致了安全困境的加劇，然而，這種說法值得仔細審視。傑維斯指出，國家會嚴重低估他們對其他國家產生威脅的能力。此外，國家還存在著擴充套件這種能力的動機。美國的決策者必須考慮這種擴充套件最終是有助於還是有損於使美國更加安全。擴充美國的軍事力量據稱是有好處的，但是，這種說法並沒有經過嚴謹的分析，而且肯定沒有把同時存在但資金不足地位次要的載人航天活動考慮進去。

人類航天活動的歷史相對短暫，但其本質使得這一活動非常複雜，充滿了複合性的動機，無規律的發展歷程，跨學科的需求，組織上的條塊分割，以及國際合作與競爭。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問題只會益發嚴重，這是因為太空技術不斷成熟，而且其廣闊的價值得到了承認。

首先，常規軍事力量得到太空資源的加強可以顯著地提升軍事綜合力量，這使得太空資源被視作力量倍增器，作為軍事術語，這意味著改進技術獲得“力量強化”的能力。為導彈配備全球導航技術能使導彈驚人地準確。這便將太空裝置變成了一種軍事戰術資源。技術現實已經擴大了軍事部門在通用政策討論中的發言權，太空政策方面尤其如此，至少在美國是這樣。

其次，美國對太空的軍力價值關注持續提升之時，正是世界的其他部分認識到太空技術對於國民經濟發展的關鍵作用之日。20世紀60年代，歐洲人論證了太空專案可以引領技術的進步，技術進步則帶動了產業化，產業化刺激了經濟發展。20世紀60年代工業化對發展所起到的作用，也就是知識在新千年所發揮的作用。2003年歐盟的一份報告稱，太空技術對於發展和維持知識型社會至關重要。大多數世人都認為資訊科技以及技術提供的聯絡作為太空資源的收益，是全球化時代所有公民的整體財富，並由此認為如何使用這筆財富屬於國家安全事務。很明顯，這和美國對太空的國家安全作用的觀點截然不同，美國的觀點首先便是建立在太空能夠提供軍事利益的基礎上的。

再次，布什政府似乎接受了如下觀點，太空“不可避免地”會在天空、陸地、海洋之後成為“第四戰場”。這一主張見諸於2001年拉姆斯菲爾德任主席的太空委員會的報告。接受這一觀點要求美國要為此預作準備。太空資源被看作美國國家安全的核心，不但要充當“力量倍增器”，還要提供“太空控制”。後者意味著“能夠遂行戰鬥或戰鬥支援行動，以保證美國及其盟國擁有太空行動自由，並且在得到命令的情況下，阻止敵國的行動自由”。

由於美國的國家安全已經和太空拴在了一起，保護太空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