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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諸侯國家對自己的威脅，孔子的教育治國的理論是長治久安之計，卻不是在諸侯對立中戰勝對手的根本方法，那麼社會基本穩定後，社會矛盾已經不是以奪取政權為主的時候，貴族基本是由一個或多個聯盟組成的統治力量的時候，利用“君權天授”或“代天牧民”的思想卻不失是一個好辦法，甚至也可接受能迷惑受統治階級的“君輕民重”思想，因為儒家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思想完全可以建立一個萬民臣服的社會秩序，而這恰恰就是奴隸主貴族徹底失去統治地位之後的統治階級最想要的東西。

秦孝王不會用儒家思想，因為當時孟子還沒有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融匯到儒家理論體系之中（商鞅變法是在公元前356年，此時的孟子還是一個16歲的孩子），他可不希望整天耳邊有一個嗡嗡的蒼蠅來評論朝政；秦王嬴政不用儒家思想，因為贏政要的統一四海的國家，要的民富軍強的國家，而且秦國的興起的根源來自法家思想，並且在奴隸主貴族還沒有徹底消除之前他還得要強有力的政治手段，加上落在這位千古一帝身上的重擔是經濟、文字、宗教的統一（包括度量衡的統一），他沒有強硬的軍事力量來保證，沒落的各國諸侯貴族還是有能力來推翻他的統治的。（更加據體的原因詳見絀著《殉道十五年》）

劉邦滅了秦王朝後也沒有立即採用儒家思想，那是因為劉邦建立漢王朝後當時的社會矛盾還處在於秦國統治時期差不多的狀況下，畢竟秦王朝的統治僅僅十五年，還沒有機會把沒落的奴隸主貴族的強大實力消除，並且在他執政的十二年裡，他還忙於鎮壓統治階級內部造反，強大的軍隊是完成這些事情的基礎，也就是這個原因才有了呂雉的朝野勢力。漢文帝劉恆是一個統治階級民主選擇的皇權繼承人，他也不可能也不會激起社會變動的，選擇無為而治是勢在必然；漢景帝劉啟生活在愛好黃老之說的竇太后的陰影下，也是不會改變父親的政治政策的。而恰恰就在漢文帝和漢景帝的三十九年的無為而治的歷史緩和時期，新興的封建勢力徹底打倒了沒落的奴隸主貴族，為漢武帝劉徹創造了一個展示身手的機會。“文景之治”創造的不僅僅是一個農業發達的國家，而且創造了一個封建貴族強盛起來的時期，它體現的不僅僅是與民休息，而且孕育了一個社會變革。就在劉邦建立漢王朝66年後，我們的漢武帝劉徹登上了皇帝的寶座，在趙綰、王韁的建議下，漢武帝進行了一次雖然是不成功的改革，但樹立皇家權威和加強中央集權的信念已經根深在劉徹的心中。為了進一步打擊沒落奴隸主貴族的勢力，他在維護皇家尊嚴上依然採用秦王朝的法家思想，國家長治久安的政策上採用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而獨尊儒術”，儒家思想第一次進入統治階級的視野，在我國曆史上開始了“士”途之路。

雖然，漢武帝開始了開科考試的仕途之路，但他並沒有廢除百家，可見在他的心目中其他學說並非像儒家學士而言的無用，這樣又給了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走不進皇家殿堂的其他學說還在有形無形地影響著國家統治思想。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漢學理論在這時就已經成為我們民族的魂魄，他完全融入了我們的生產生活，也成了我們識別其他民族的重要表現和標誌。

經歷西漢、東漢、三國、西晉、東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國後，儒家思想在統治階級的充分利用下已經形成一套比較完整的國家統治理論，尤其是在唐代中期的武則天時期，形成了系統的開科取士制度，讓地處底層的勞動人民看到可以透過學習而獲得政治地位，極大地緩和了社會矛盾，這樣肯定就會出現一個以儒家思想為基礎的宗教，以宗室制度維持皇家統治，宋代就在這時粉墨登場了。

宋代我們都知道馬背上的皇位的故事，陳橋兵變讓一位沒有任何戰功、僅憑能喝酒會說順心話的人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