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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人世苦難的深邃，也還了解得不夠。

問題在於，這些弊端為何屢禁而不止？它難道不是由於“吏偷”——官吏不能實心任事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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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世宗實錄》卷末。

15。吏偷

在即位最初的十幾年時間裡，今上有充分的理由感到驕傲，他不但清除了可能的“政敵”，消除了潛在的“朋黨”威脅，甚至搭建了一個小的核心班底，來取代父皇留給他的一輩元老重臣，並在制度上也有所建樹。

雍正十三年八月，即位第一日，遵大行皇帝遺命，命莊親王、果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等四人輔政。幾日後，經鄂爾泰、張廷玉提議，取消“輔政”，沿用“總理事務處”名義。

十月，以西北大軍已撤，裁撤“辦理軍機處”，大小事件俱交總理事務王大臣辦理。其成員為：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協辦總理事務平郡王福彭、大學士徐本、朱軾（乾隆元年九月卒）、公訥親，尚書海望。

乾隆二年十一月，扶喪二十七月釋服之後，莊親王允祿等奏辭總理事務。宣佈撤銷“總理事務處”，恢復“辦理軍機處”建置。命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公訥親、尚書海望、侍郎納延泰、班第等六人，為辦理軍機大臣。與雍正時不同，乾隆朝不再允許親王宗室進入軍機處。同時，規定軍機大臣必須以滿人為首席，所用要員也多為滿人。

尋以體恤老臣為由，改由訥親獨自承旨。面奉諭旨後，再口授另一軍機大臣（汪由敦）撰擬。直到乾隆十三年傅恆出任軍機大臣領班後，才改為軍機大臣共同進見。＇1＇

軍機處發出皇帝諭旨，分“明發”、“廷寄”兩種。明發諭旨，先送內閣，依次到部院，各司，層層下發。廷寄則直達受旨人之手，凡屬重要機密事件皆用廷寄。內閣所掌票擬（草擬諭旨）範圍只剩下尋常例行公事，議政王大臣會議也由於無事可辦，成了一個擺設。

軍機處制度雖是雍正朝建立，但主要是辦理軍務，直到乾隆年間，“有事無不綜匯”，它才完備起來，成為一個全權的機構。西方學者將軍機處描述為一種私人會議，它縮小了皇帝例行決定大事的範圍，與現代華盛頓“總統辦公廳”的功能相似。＇2＇從明代起，取消宰相，君相合一，皇帝同時兼任宰相，這種體制，也是到清代雍正、乾隆年間才達到了一個頂峰。

即位第三天，皇上恢復了密摺制度。每天晨起，便開始批閱奏摺，每一份都要“詳細覽閱，不遺一字，遇有差訛，必指出令其改正”。＇3＇凡屬機密，留中不發之件，他往往親自緘封，有的索性默記於心，將原件當場焚燬。不論平時還是巡幸在外都是如此，從不委人代辦。走到哪裡，奏摺就送到哪裡。奏摺為他開啟了通往外部世界的門窗，批閱奏摺成了生命的一部分，同時就是在行使他手中的權力。

乾隆十三年以後，隨著奏本文書的廢止，奏摺的作用更為突出。遇有機密政務，官員往往先以奏摺形式報告皇上，得到首肯之後，再以提本形式向朝廷有關部門具奏，以完成一個最後的手續。傳統政治，本來就是要一人負責（無論皇帝或宰相，實際上是一樣的），至此終於實現了“一元化”的領導。大致說來，皇帝已不再受制於任何個人或其它煩瑣的形式了。

在清代政治裡，宗室大臣一向具有很高的權力，儘管它是在不斷的削弱之中。乾隆初政，宗室大臣“輔政”也只是曇花一現。先是，曾為四輔政大臣之一的莊親王允祿與果親王允禮，本已辭去輔政之名（雍正十三年八月），自裁撤總理事務處後（乾隆二年十一月），又未在軍機處任職（允禮於數月後去世；平郡王福彭從此也不曾大用）。乾隆四年，風雲突變，皇上“終於”向莊親王允祿與理親王弘皙等“大動干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