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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應該怎麼玩，如果他不考慮轉行的話，結果他就只好去銀行的營業視窗裡面數錢數上十幾年。

也許困惑就是留給我這類愛思考的人的，然而我也僅僅是喜歡思考而已，我可沒有揭竿而起的勇氣，要不怎麼人們現在都崇拜李敖或是稽康呢？中國的知識分子有一個通病，就是在出世和入世之間舉棋不定。當用不著出多大力而又能騙到幾句讚賞時，知識分子就覺得自己是儒家；當遇到極大困難，並且要在兩者之間作出選擇的時候，大多數的知識分子們就會選擇說自己是道家。

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都是熱愛自己的祖國的，而當國家出現問題時，各種蠅營狗苟的人物都想出來分一杯羹，更有甚者還會依靠別人的鮮血來換取自己的政治資本。

一個國家的興衰，決定因素不是一群紅衛兵造型的“憤青”，不是唱著《一無所有》的所謂“民主鬥士”，而是一個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當我們的知識分子都被改革大潮淹沒的時候，那麼整個社會的功利色彩將會把這個社會中僅存的道德底線沖刷乾淨。但是人們也會發現一個問題，那就是對理想社會的憧憬從來就沒有在知識分子的腦海中停留過。從柏拉圖到歐文，從華盛頓到馬克思，幾乎每一個人類歷史上著名的哲學家或是政治家都在努力尋找著這個問題的答案。有些人會說美國的民主是最偉大的，也是最自由的。可是你隨便找個美國人問問他，當年肯尼迪被暗殺時是怎麼體現了美國的民主和司法公正呢？任何一個美國人都說不出來個所以然來。1976年美國國會認為肯尼迪事件有可能是陰謀，建議美國司法部採取行動，結果他們至今未動，非要等到2029年檔案解密時再說。可見再怎樣宣稱“法制”的國家，也都是由人來左右的。

這也給那些覺得美國就是天堂的並且覺得在國內受屈的想畢業以後就馬上出國的人當頭一棒。所以人們沒有必要整天怨天尤人，大可以把大把時間用來裝點我們的善良或童心未泯，把眼皮底下的事情做好。我想著想著就又替朱赫平衡了，他好歹還有個上學的地方，如果出生在哪個西非小國，不要說上大學，恐怕都投胎好多回了。

可是朱赫卻說：“西非好啊，女的身材都好，就算死了好幾回也認了。十二三歲就把終身大事給辦了，哪像你們這都20好幾了，見到女的還玩羞澀呢！”

我說：“那非洲可都是黑人，你看著不害怕？”

朱赫說：“不害怕，在非洲託生，我就是個黑人，我還怕什麼怕？我還就專找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