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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同行通訊、互贈著作，才有了一些條件，從事我那有關原始佛教語言的研究，然而人已垂垂老矣。

前幾天，我剛從日本回來。在東京時，以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中村元博士為首的一些日本學者為我佈置了一次演講會。我講的題目是《和平和文化》。在致開幕詞時，中村元把我送給他的八大本漢譯《羅摩衍那》提到會上，向大家展示。他大肆吹噓了一通，說什麼世界名著《羅摩衍那》外文譯本完整的，在過去一百多年內只有英文，漢文譯本是第二個全譯本，有重要意義。日本、美國、蘇聯等國都有人在翻譯，漢譯本對日文譯本會有極大的鼓勵作用和參考作用。

中村元教授同瓦爾德施米特教授的評價完全相反。但是我決不由於瓦爾德施米特的評價而沮喪，也決不由於中村元的評價而發昏。我認識到翻譯這本書的價值，也認識到自己工作的不足。由於別的研究工作過多，今後這樣大規模的翻譯工作大概不會再幹了。難道我和外國文學的緣分就從此終結了嗎？決不是的。我目前考慮的有兩件工作：一是翻譯一點《梨俱吠陀》的抒情詩，這方面的介紹還很不夠。二是讀一點古代印度文藝理論的書。我深知外國文學在我們國家精神文明建設中的重要性，也深知我們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都有待於大大地提高。不管我其他工作多麼多，我的興趣多麼雜，我決不會離開外國文學這一塊陣地的，永遠也不會離開。

漫談散文（1）

1986年5月31日

對於散文，我有偏愛，又有偏見。為什麼有偏愛呢？我覺得在各種文學體裁中，散文最能得心應手，靈活圓通。而偏見又何來呢？我對散文的看法和寫法不同於絕大多數的人而已。

我沒有讀過《文學概論》一類的書籍，我不知道，專家們怎樣界定散文的內涵和外延。我個人覺得，“散文”這個詞兒是頗為模糊的。最廣義的散文，指與詩歌對立的一種不用韻又沒有節奏的文體。再窄狹一點，就是指與駢文相對的，不用四六體的文體。更窄狹一點，就是指與隨筆、小品文、雜文等名稱混用的一種出現比較晚的文體，英文稱之為“essay”或“hmiliar　essay”，法文叫“essai”，德文是“essay”，顯然是一個字。但是這些洋字也消除不了我的困惑。查一查字典，譯法有多種。法國蒙田的Essai，中國譯為“隨筆”，英文的“familiar　essay”譯為“散文”或“隨筆”，或“小品文”。中國明末的公安派或竟陵派的散文，過去則多稱之為“小品”。我墮入了五里霧中。

子曰：“必也正名乎！”這個名，我正不了。我只好“王顧左右而言他”。中國是世界上散文第一大國，這絕不是“王婆賣瓜”，是必須承認的事實。在西歐和亞洲國家中，情況也有分歧。英國散文名家輩出，燦若列星。德國則相形見絀，散文家寥若晨星。印度古代，說理的散文是有的，抒情的則如鳳毛麟角。世上萬事萬物有果必有因。這種情況的原因何在呢？我一時還說不清楚，只能說，這與民族性頗有關聯。再進一步，我就窮辭了。

這且不去管它，我只談我們這個散文大國的情況，而且重點放在眼前的情況上。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在文學範圍內，改文言為白話，也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件大事，七十多年以來，中國文學創作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據我個人的看法，各種體裁間的發展是極不平衡的。小說，包括長篇、中篇和短篇，以及戲劇，在形式上完全西化了。這是福？是禍？我還沒見到有專家討論過。我個人的看法是，現在的長篇小說的形式，很難說較之中國古典長篇小說有什麼優越之處。戲劇亦然，不必具論。至於新詩，我則認為是一個失敗。至今人們對詩也沒能找到一個形式。既然叫詩，則必有詩的形式，否則可另立專名，何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