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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村就是一個地區的縮影，而一個地區也是整個中國農村的縮影。年輕一點的讀者或出身城市的讀者，可以透過閱讀這部小說來了解這一時期的中國農村社會。生我養我的巖豐村同屬紅色革命老區，與小說中的雙水村並無二致，只是，較之雙水村，巖豐村的糟糕狀況有過之而無不及。

“文革”時期，中國農村經濟處在崩潰的邊緣，多數農民吃不飽穿不暖，很大一部分農民處於赤貧狀態。雙水村的孫玉厚一家，就屬於這種情況。對於這一點，我個人有深刻體會。我們一家人儘管起早摸黑賺取工分，但還是吃不飽飯，有時竟到了以麥子皮（餵牛的食物）或野菜充飢的境地。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農民生活有所改觀，但直到80年代初，由安徽省委書記萬里首倡的生產責任制在很多地區仍未實行。我所在的湖南就是其中之一，因此改革也來得遲緩。我高中畢業的那學年（1982—1983年），我們班有的同學（包括我）仍吃不飽飯；至於菜，一年到頭都是吃三分錢一份的南瓜湯。小說寫到，1975年孫少平上高中時，吃的是最差的丙菜，這一幕與我的遭遇何其相似呵！

小說還寫到，農村生產責任制的最大功績是使八億農民吃飽了飯，但是，僅僅吃飽了飯遠遠不夠，農民還需要錢，如買肥料、繳農業稅、供孩子上學等都需要錢。好不容易填飽了肚皮的農民兄弟們又遇到了新難題。

小說中的人物一個個都那麼真實，如同我小時候所熟悉的親人或父老鄉親。

孫家老大孫少安13歲小學畢業，回家幫父親做農活，能幹、堅毅的他逐漸代替父親成了全家人的依靠，18歲便當了生產隊長。他婉拒了自幼青梅竹馬而後在城市當老師的姑娘的追求，很實在地娶了個農村女孩子。改革開放後，當事業遭受挫折時，他沒有氣餒，逐漸成了整個公社聞名的富戶。正當全家人春風得意之時，與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卻患下絕症……我的二哥隱隱然有少安的影子，12歲就回家務農，沒有二哥，我就沒有希望上大學。少安的不幸是妻子患上癌症，而我二哥的不幸是自己患上癌症。透過做手術，剛38歲的二哥保住了一條性命，但身體永遠殘疾。讓二哥感到高興的是，他自己的孩子也上了大學。現在上大學的費用是農村人感到頭痛的一難題，我聽說一些考上大學的孩子因為交不起學費，不得不放棄上學的機會。我侄兒每年近萬元費用都由我全部承擔，不用二哥操心了，算是對他的一點報答。

小說中另一角色——少安的叔叔、大隊支委孫玉亭給我印象極深。這位農村“革命家”在農村社隊集體中，雖然生活艱難，但革命熱情飽滿。後來，雖經歷了農村改革的洗禮，卻仍舊沉湎在過去的集體生活中，有時甚至夢想復辟，再搞集體。他常年衣衫破舊，尤其是那雙破鞋，成了他孫玉亭的代號。這個人令我想起我們大隊（那時的村叫大隊，鄉叫公社，有時簡稱社隊）的那位支委“老胡子”。我不知道“老胡子”到底叫什麼名字，只知道大人背後都這樣稱呼他——注意，我這裡說的是“背後”，當著他的面，社員兄弟們是不敢這樣稱呼一位大隊支委的。與孫玉亭一樣，“老胡子”也是常年穿得破破爛爛，平時氣喘吁吁，像個癆病鬼，但一旦有集體活動，他就特別來勁，例如開批判會，他總是挺在臺上帶頭揮拳高喊口號，拿木棍或皮鞭抽打地主們。還有一件事也是他的專利：每當大隊放電影，都是由他帶著幾個地主去挑電影機。我們這些孩子們就跟著電影機跑，同一部電影連看五六遍。

田福堂是雙水村的最高黨政長官——大隊支部書記。這位支書給讀者的印象並不是太壞。改革之前，他當然是春風得意；實行生產責任制後，田福堂也有一種深深的失落感，但最後還是適應了新的政策和環境。與我們巖豐大隊的領導相比，田福堂無疑算是好人了。在我小時候的記憶中，我們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