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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在嘉祐時期還是好友的司馬、王二人任館職期間，他們的共同上司是包拯包龍圖。一次，老包請手下這兩名才華橫溢的年輕人吃飯，無酒不成席，老包開了好酒，結果兩個年輕人搖手說自己不會喝酒，老包說今天高興，就破破例，咱仨開懷暢飲一回。

上司很熱情，司馬君實最終拗不過，喝了兩杯，王介甫則再次顯示出了他的固執，始終不肯抬酒杯，讓當時就很讓人人敬仰的包大人下不來臺，也成為了王安石同學不通人情世故的經典例證。

而喝下酒的司馬光知道，他喝下的其實不僅僅是酒，那還是包大人的一片熱情，更是包大人的面子。

所以他寧傷身體，不傷感情，更不願傷面子。

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帝國，統治者們一直在對他們的子民們宣揚一個理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一個帝國就是一個和諧的封建大家庭，君使臣（民）以信，臣（民）報君以忠，一團和氣。

而君民之間提到借字，同樣也就不那麼和諧了，因為還不上的時候，既傷面子，也傷感情。

王安石的青苗法，農民來借錢（糧），是在青黃不接揭不開鍋時，平日裡高利息都忍了，官府這點利息確實不算什麼。到秋收時，遇到好年頭，還掉本息還剩三五斗，今年也算過了，可是萬一天公不作美，來個什麼洪水旱災之類或是家中出了一個阮小五一樣的敗家子的話，完了，血本無歸，除了破房薄地老牛，什麼都沒有。

這時候官府要錢就是一個問題，要就得撕破臉皮來要。民間借貸者不管，有房收房有牛牽牛有地要地有老婆搶老婆，高利貸們沒有後顧之憂，把債收回關係兩清，你要死要活都不關我事。

可官府就面臨兩難：要還是不要？

要，農戶破產成為流民，國家從此多了一個負擔和不穩定因素；不要，官府的賬面上多了一筆死賬不說，如果所有的人看到借錢可以不還並且不用承擔什麼責任，那即使在好年頭，也會有很多人賴賬不還，搞青苗法就變成了發救濟——政府有那麼多錢來發救濟嗎？

帝國本身作為借貸者，其風險是遠遠高於普通的民間借貸者的。這種風險基於他和借款人的雙重關係：他不僅僅是債權人，他還是他們的庇護者和監護人。

作為借貸者，最需要考慮的一個問題是風險規避，帝國搞青苗法，同樣不能免除。事實上，法條剛出臺，就有舊黨尖銳地指出，既然你王安石說搞青苗法的初衷是為了“抑制兼併”，那為什麼要對貸款使用者分信用等級，最需要錢最窮困的農戶是第五等，一次只能貸一貫錢；而最有錢最不需要借錢的富戶則列為一等，一次卻能貸十五貫。

王安石無法回擊這一指責，因為他無法掩飾青苗法的終極目的——生財。

既然中央都考慮到了這個風險規避問題，那些關心自己前程和烏紗帽的官吏們更會注意這個問題。借錢給一個一等富戶完成的工作任務相當於給十五個五等貧戶，一樣的過程不同的結果，那麼你願意做十五次還是願意做一次——當然是後者。何況，一等富戶良田萬畝，是永遠不可能還不起錢的；而那些等著米下鍋的窮人們，看起來隨時都可能破產。

於是就出現了很奇怪的現象——一方面是官吏衙門想著法逼迫不需要用錢的有錢大戶“貸款”，而另一方面是急需用錢救命的窮人們借不到錢，就算是借到了，那點錢也不夠他們渡過難關。

最後，他們還是不得不轉頭向高利貸伸出求援之手。但這時，他們看到，高利貸的利息已經從原來的七分漲到了現在的十分。

為什麼？因為富戶們當然得把官府強貸給他們的那三分息給累加上。

司馬光就是那個聰明的“小媳婦”，看到了青苗法裡面“借”這個字的太多不和諧因素。他更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