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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綜合國力增強了，強到能夠影響西方國家。在90年代初期，日本就提出了‘中國*威脅論’。事實上，不管是一些衝突，還是中國的綜合國力呈直線上升，這些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麻煩’不能完全被西方國家掌控。美國和歐洲國家為約束中國而頒佈的一些新的規則也不能被中國所接受。”

“同時，中國對國際事務的干預力度也在逐漸加強，不會輕易附和西方決策國的意見，甚至還會做出相反的政治表態。從19世紀初期開始，如何完善世界發展的體制一般由一些西方權威輪流指導，一些歐洲的思想家（如戈比諾和休斯頓張伯倫）還對此進行論證研究。當然，在歐洲還有很多反對這些理論的聲音，而且殖民化也帶來了很多正面衝突：平民的牴觸情緒、宗教的衝突和生活習慣的差異等。這些衝突主要來自於根深蒂固的原始文化的差異。”

“儘管西方國家有非殖民主義和否定種族主義的思想存在，但是和保持西方權利優勢性的意識相比，卻是微不足道的。這也加劇了世界各國的經濟或政治的差異。因此，很多西方國家都陷入了‘經濟發展’和‘文明’相互矛盾的尷尬之中。於是我們看到了這樣一些特殊的景象：年輕的美國戰士、滿滿的可口可樂、愚蠢的電視遊戲、自信能給伊拉克帶來‘文明’的‘抵達者’……”

“對於中國的獨立自主，西方國家後來也改變了一貫方針——以前的方法對中國毫無作用——這一方針主要強調‘社會工程’。內容不外乎是一些所謂的‘民主模式’：自由主義、經濟極端自由化和所謂的‘平等’，這一模式用在其他合適的地方還是屢試不爽的。”

“所謂的‘政府民主’只不過是流於表面，而被人揹後支援的‘領袖’也得對‘支持者’唯命是從。就像在一些非洲國家，美國扶植一個能夠遵守其制定的‘規則’的人做‘領袖’。作為回饋，這位‘領袖’制定的國家政策也大大有利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以色列也遵循這一‘潛規則’。在這些國家，選舉離真正的民主還有一段距離，候選人如果對抗‘支持者’，當然也不會得到任何選票。一些總統在歐洲和美國的支援下居位幾十年，而代價就是為這些‘支持者’提供優惠的石油，同時也是‘支持者’的軍火大客戶，為‘支持者’提供高額的軍火利潤。”

“為了達到他們的目的，西方國家可以使用任何方法：軍事幹預、用‘安全建議’對一些國家進行最後通牒、利用所謂的‘無政府組織’進行‘活動’、勾結地方政治或經濟領袖進行牟利等等。與這些對西方強權唯命是從的國家不同，中國在制定經濟和政治戰略決策時，沒有受外界干擾而改變自己的發展方向，彰顯了獨有的個性和特色。”

“第二個讓西方世界感到挫敗的是，中國能夠吸取外來精華，使之適應中國國情，即‘中國化’。就像佛教並不起源於中國，當它傳入中國後，已經被轉化為非常具有中國特色的宗教了，也成為了中國最重要的宗教。80年代，西方的自由主義經濟啟發了中國，於是有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在西方人眼中是不可思議的，他們常會提出這樣的問題：中國能夠在政治領域發展的基礎上，並且尊重中國人民特殊的歷史文化背景而構建一個‘中國式’的民主體系嗎？”

“西方人很難想象真實的中國體系，同時也不能完全理解中國的獨立發展模式。當然中國的戰略規劃受到了領袖的影響，而政治民主也以‘金字塔’的形式在逐漸形成，基層幹部（村官、縣長等）的委任也是透過選舉的方式。逐漸建立民主體系對於中國來說是一項偉大的轉變。一些歐洲國家，在經歷了法國大革命後的一個世紀中，在民主深入人心的同時，還是有一些違背民主的不和諧的音符（納粹、法西斯、法國的維西政府等）。這些政府和他們的首腦在歐洲施行獨裁專政，並發動了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