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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岐山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地點。

從鄭國渠透露給我的訊息可知，岐山縣是整個1931年探險的起點。而且在許一城和木戶有三出發前一個月，鄭虎來到這裡為許一城打造了一件和關公有關的青銅器。我不知道鄭虎和木戶有三有沒有見過面，不過他鑄造的那件與關公有關的東西，一定跟許一城和木戶有三二人的失蹤息息相關。

而且我手裡還握有另外一個資訊，一個只有我才知道的情報。那本《素鼎錄》的筆記裡，在序言中曾經提到，這本筆記乃是味經書院刊書處高手所制。味經書院是清末民初期間陝西五大書院之一，位於涇陽，刊書處是其下屬，乃是陝西早期的出版機構，出過許多維新書籍。

我查過相關資料，味經書院早於光緒二十八年併入弘道學堂，而刊書處也隨之撤銷。其中一部分轉為民營，在民國一直以裝幀為業，仍以味經為名——而這個刊書處，就位於岐山。

這兩則訊息單獨來看，都沒什麼意義。但把它們合起來研究，兩條線索卻都匯聚到了岐山這個交匯點。他們在這裡出發，筆記也是在這裡製作。我覺得要解開1931年之謎，岐山是必然要來的——這也是為什麼我希望單獨行動的原因。

從西安到岐山並不遠。說不定當初我父親來西安，也是為了前往岐山去處理什麼事情。雖然他從來沒在我面前提及過許家從前的事，但我能感覺得到，那些事一直縈繞於心，他從未忘懷。他臨終前留下的“悔人、悔事、悔過、悔心”，一定與此有關。

我在西安找到了一個父親以前的學生，也是當初來西安考察的學生之一。他告訴我，那次考察期間，許教授確實離開過隊伍，大約三天時間，說是去附近一個縣文物局見一位老朋友，但具體去哪裡沒提。我問他，我父親的專業並非田野考古，為什麼突然想來西安考察？他也說不出個所以然，只說這次考察來得特別突兀，似乎是許教授自己主張的，路費都是自掏腰包，沒有從大學走費用。

聽起來，我父親似乎從一開始，就是打算去岐山，西安考察不過是個幌子而已。

我臨走之前，那學生問了一下我父母平反的情況，一陣唏噓，說許教授是他見過最好、最低調的老師，這樣的人居然在“文革”中也被整得死去活來。

“許教授被整這件事特別突兀，一夜之間，就出現了批鬥他的大字報，落款是毛澤東思想戰鬥隊。當時群情激奮，也沒人想過。後來我問過一圈才知道，他們都不承認是自己貼的。後來抄家的時候，更是沒人知道是誰挑起的頭——因為許教授所有的學生都知道，他自己從無任何私藏。”他告訴我說。

我點點頭，這些情況我都調查過，但沒什麼結果，只好歸咎為“文革”時的混亂。

帶著滿腹的疑問，我從西安先向東到寶雞，然後再折回西邊，坐短途公共汽車來到了岐山縣。在這裡，我不光是尋找爺爺的足跡，還要尋找父親的痕跡，一時間覺得肩上的重擔沉甸甸的。

岐山地處內陸山邊，還沒被改革開放的春風吹到，仍舊保持著古樸的風貌。縣城裡沒有多少高樓，街上多是馬車和腳踏車，很少看見汽車，遠處隱約可見巍峨的秦嶺山脈。不過我對岐山卻一點不敢小覷，這裡號稱青銅器之鄉，出過大盂鼎、毛公鼎這樣的國寶，文化底蘊絲毫不遜於河南。當初我們白字門把持金石這一行當，岐山絕對是重鎮之一，我祖父和我父親選擇來這裡，絲毫不奇怪。

可是有一點我想不通，岐山當地的青銅器水平也很高，我爺爺許一城為何不嫌麻煩地從河南借鄭虎過來鑄什麼關公像呢？

我在縣城裡找了家小旅館住下，吃了一大碗岐山臊子面，租了一輛腳踏車，然後打算先去當地文物局看看。可當我騎到文物局門口，剛要鎖車子時，卻在門口看到了個熟悉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