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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驗明，申報總漕，就近變價，令運弁賚交糧道發給。回空漕船失事亦如之。嗣議準江蘇、浙江、山東、河南等省買補船艘，如已滿號，遇失風事故，就近折變，價銀封交員弁攜回，由糧道驗給各軍，以補新漕。漕船遇冰凌迅下，致被損壞，及雷火焚燬，沈失米糧，免其償補。

各省漕糧，歲有定額，凡荒地無徵者，督撫勘實報免，隨漕銀米，一例蠲免。災傷之區，應徵漕糧，及折改漕價，酌量各被災輕重，分別緩徵、帶徵。遇帶徵之年，復又被災傷，分年壓徵帶補。沿江沿海田地坍沒水中者，保題豁免。水旱偏災民地，例得蠲免，惟應船役，即被災甚重，仍須供修船僱募等事，不得同邀寬典。康熙三十七年，議定京畿通州、武清、寶坻、香河、東安、永清六州縣紅剝船戶所領地，水旱一體蠲免。水淹田畝，例於歲終確勘，涸前起徵，淹則停免。雍正十年，定淹田漕米照壓徵例，俟冬勘後，涸則帶徵，淹則豁免。

蘇、松、太三屬為東南財賦之區，賦額最重。世宗以來，屢議蠲緩，然較之同省諸府縣，尚多四五倍或十數倍。道光時，兩遭大水，各州縣每歲歉蠲減，遂成年例。嗣是徵收之數，除官墊民欠，每年僅得正額之七八或五六而已。軍興以後，兩府一州，受害尤酷。同治二年，諭江督、蘇撫查明，折衷議減，期與舊額本輕之常、鎮二府，通融核計，著為定額。其紳戶把持、州縣浮收諸弊，永遠禁革。四年，戶部遵議：“江蘇常、鎮、太五屬編徵米，系會同漕贈行月南恤局糧等款徵收。應如李鴻章等所奏，無分起運留支，一體並減，酌科則之重輕，視減成之多寡，計原額編徵米豆二百二萬餘石，減五十四萬餘石。”民困稍舒。曾國籓又請將蘇、松地漕錢糧一體酌減。部覆漕項為辦運要需，若議核減，費必不敷，勢須另加津貼，於民生仍無裨益。詔令國籓、鴻章仿浙省成例，核實刪減浮收，並嚴禁大戶包攬短交等弊。是年減浙江杭、嘉、湖三屬米二十六萬餘石。

海運始於元代，至明永樂間，會通河成，乃罷之。清沿明代長運之制。嘉慶中，洪澤湖洩水過多，運河淺涸，令江、浙大吏兼籌海運。兩江總督勒保等會奏不可行者十二事，略謂，“海運既興，河運仍不能廢，徒增海運之費。且大洋中沙礁叢雜，險阻難行，天庾正供，非可嘗試於不測之地。旗丁不諳海道，船戶又皆散漫無稽，設有延誤，關係匪細”。上謂“海運既多窒礙，惟有謹守前人成法，將河道盡心修治，萬一嬴絀不齊，惟有起剝盤壩，或酌量截留，為暫時權宜之計，斷不可輕議更張，所謂利不百不變法也”。自是終仁宗之世，無敢言海運者。

道光四年，南河黃水驟漲，高堰漫口，自高郵、寶應至清江浦，河道淺阻，輸輓維艱。吏部尚書文孚等請引黃河入運，添築閘壩，鉗束盛漲，可無泛溢。然黃水挾沙，日久淤墊，為患滋深。上亦知借黃濟運非計，於是海運之議復興。詔魏元煜、顏檢、張師誠、黃鴻傑各就轄境情形籌議。諸臣憚於更張，以窒礙難行入奏。會孫玉庭因渡黃艱滯，軍船四十幫，須盤壩接運，請帑至百二十萬金。未幾，因水勢短絀，難於挽運，復請截留米一百萬石。上令琦善往查，覆稱玉庭所奏渡黃之船，有一月後尚未開行者，有淤阻御黃各壩之間者，其應行剝運軍船，皆膠柱不能移動。上震怒，元煜、玉庭、檢均得罪。

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英和建言：“治道久則窮，窮則必變。河道既阻，重運中停，河漕不能兼顧，惟有暫停河運以治河，僱募海船以利運，雖一時之權宜，實目前之急務。蓋滯漕全行盤壩剝運，則民力勞而帑費不省，暫僱海船分運，則民力逸而生氣益舒。國家承平日久，航東吳至遼海者，往來無異內地。今以商運決海運，則風颶不足疑，盜賊不足慮，黴溼侵耗不足患。以商運代官運，則舟不待造，丁不待募，價不待籌。至於屯軍之安置，倉胥之稽察，河務之張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