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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蠲緩，書吏等輒向業戶索錢，名曰賣荒。納錢者，雖豐收仍得緩徵；不納者，縱荒歉不獲查辦。詔並禁之。湖北漕務積弊已久，巡撫胡林翼疏請折漕革除規費，民間減錢百四十餘萬千文，國帑增銀四十餘萬兩，節省提存銀三十餘萬兩。詔褒美之。

軍興以後，四川等省，辦理借徵，以充兵餉。裕瑞奏請勸諭紳民，按糧津貼，罷借徵。英桂奏：“交納錢糧半銀半錢之制，而官取民仍以銀，每錢二千作銀一兩，耗銀無出。請於應入撥之地丁，準搭官票，不入撥之耗羨，仍徵實銀。”部臣以辦法兩歧，請依原章，正雜錢糧，一體搭交官票。然地方官吏仍收實銀，而以賤值之票交納籓庫，帝令嚴禁。

同治元年，清查直省錢糧。二年，兩江總督曾國籓、江蘇巡撫李鴻章疏言：“蘇、松、太浮賦，上溯之，則比元多三倍，比宋多七倍；旁證之，則比毗連之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鎮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多一二十倍不等。其弊由於沿襲前代官田租額，而賦額遂不平也。國初以來，承平日久，海內殷富，為曠古所罕有，故乾隆中年以後，辦全漕者數十年，無他，民富故也。至道光癸未大水，元氣頓耗，然猶勉強枝梧者十年。逮癸巳大水而後，無歲不荒，無縣不緩，以國家蠲減曠典，遂為年例。部臣職在守法，自宜堅持不減之名，疆臣職在安民，不得不為暗減之術。始行之者，前督臣陶澍、前撫臣林則徐也。又官墊民欠一款，不過移雜墊正，移緩墊急，移新墊舊，移銀墊米，以官中之錢完官中之糧，將來或豁免，或攤賠，同歸無著。故歷年糧冊，必除去墊欠虛數，方得徵收實數。蘇屬全漕百六十萬，厥後遂積漸減損。道光辛卯以後十年，連除官墊民欠，得正額之七八；辛丑以後十年，除墊欠，得正額之五六；咸豐辛亥十年，除墊欠，僅得正額之四成而已。自粵逆竄陷蘇、常，焚燒殺掠，慘不可言。臣親歷新復州縣，市鎮丘墟，人煙寥落。已復如此，未復可知。而欲責以數倍他處之重賦，向來暴徵之吏，亦無骨可敲、無髓可吸矣。細核歷年糧數，咸豐十年中，百萬以上者僅一年，八十萬以上者六年，皆以官墊民欠十餘萬在其中，是最多之年，民完實數不過九十萬也。成案如是，民力如是。惟籥請準減蘇、松、太三屬糧額，以咸豐中較多之七年為準，折衷定數，總期與舊額本經之常、鎮二屬通融核計，著為定額。即以此後開徵之年為始，永遠遵行，不準再有墊完民欠名目。嗣後非水旱亦不準捏災，俾去無益之空籍，求有著之實徵。至蘇、松漕糧核減後，必以革除大小戶名為清釐浮收之原，以裁減陋規為禁止浮收之委。”制可。先是太常卿潘祖廕、御史丁壽昌交章言減賦事，皆下部議。覆奏準蘇、松減三之一，常、鎮減十之一。大抵蘇、松、太一畝之稅，最重者幾至二斗，輕者猶及一斗。列朝屢議核減，率為部議所格。雍正間，從怡親王請，免蘇、松兩府額徵銀。乾隆間，又減江蘇省浮糧，皆減銀而不及米。至是詔下，百姓莫不稱慶。

三年，從閩浙總督左宗棠請，諭紹興屬八縣六場，正雜錢糧，統照銀數徵解，革除一切攤捐及陋規，計減浮收錢二十二萬有奇，米三百六十餘石。寧波屬一�五縣六場，減浮收錢十萬四千有奇，米八百餘石。四年，浙江巡撫馬新貽請豁減金華浮收錢十五萬餘串，米五百餘石，衢州錢十萬餘串，米六十餘石，嚴州錢六萬餘串，米六千餘石，洋銀八十餘元，米百餘石，從之。是年宗棠克湖州，疏言南漕浮收過多，請痛加裁汰。事下部議。覆奏杭、嘉、湖漕糧，請仿江蘇例，減原額三十分之八，並確查賦則，按輕重量為核減，所有浮收陋規，悉予裁汰。其南匠米石，無庸議減。計三府原額漕白、行月等米百萬餘石，按三十分之八，共減米二十六萬六千餘石。國籓請將蘇、松等屬地丁漕項一體酌減，不許。

自乾、嘉以來，州縣徵收錢糧，多私行折價，一石有折錢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