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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爾巴喬夫來到莫斯科的時候就是共產黨員，在大學期間，他一直當到了系裡的學生黨支部書記。他驕傲地戴著他的勞動勳章，督促同宿舍的同學保持整潔。他尊重斯大林，為斯大林的去世而哀悼。他經常與最要好的朋友在宿舍樓頂的平臺上討論問題。在無數次這樣的討論中，戈爾巴喬夫還常會對正統的黨的路線產生懷疑。但他在公開場合從來不會這麼做。蒂米特里·格羅瓦諾夫是戈爾巴喬夫大學時期的一位朋友，至今他還記得一個經典的場景：在一次討論課上，他公開批評把列寧和斯大林相提並論的做法。戈爾巴喬夫立刻質問他：“你怎麼能在公開場合講這種話？！”格羅瓦諾夫在幾年之後中斷了學業。他明白，作為法律專業的畢業生，他要麼就忠實於黨，獻身於這種制度，要麼只能去從事別的行業。

幾年以後，戈爾巴喬夫結束了學業。但他在事業上大展宏圖的希望破滅了。當他想在莫斯科的檢察院找份工作的時候，人們卻只給他提供了一個在斯塔夫羅波爾擔任黨的幹部的機會。難道從首都再回到那個深山的外省去？這對準備繼續攻讀博士學位的賴莎來說也是個晴天霹靂。想在莫斯科留校或從事黨內工作也是不可能的。他們沒有別的選擇。戈爾巴喬夫給了他妻子選擇的自由，她可以繼續留在首都。但她選擇了戈爾巴喬夫。於是兩人一起回到了戈爾巴喬夫出來的地方——偏遠的外省。“當我們回到那裡的時候，感覺時間倒退了好幾十年，”戈爾巴喬夫回憶說：“對我來說，這些可能還不是那麼的陌生。但對她來說——然而她顯然適應得很好！那些貨車，那些舊房子。什麼事情我們都一起幹。”他們的第一處住所只有11平方米，還四處漏風。直到女兒伊琳娜出生的時候，他們才分配到一套兩居室的房子。

然而，在這裡，在這個遠離莫斯科陰謀的地方，戈爾巴喬夫夫婦度過了他們最幸福的時光。他們能夠做那些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事情：共度時光，積累經驗，交流思想。女兒伊琳娜堅信，公開化和改革的想法完全是從她父母兩人的關係中形成的，而並不是他們生生創造出來的一種理論。這是他們共同信念的一種結果，是他們這種共同生活方式的結果，這種關係在他們周圍的世界上也是少有的。戈爾巴喬夫夫婦喜歡坦率的言辭，他們享受他倆共同的愛好：文學和藝術——而且沒有任何意識形態上的禁忌。兩人的關係是平等的，而且在整個家庭裡也奉行著民主的遊戲規則。“改革理論的產生首先並不具有經濟或者政治上的動機，它是出於一種道德立場而形成的，”伊琳娜認為，戈爾巴喬夫夫婦仍然是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但極權主義的體制、他們生活的這個警察國家卻使美麗、聰明，卻遙不可及。他們反感。而且越是與這個嚴酷的體制對質，就越有改變的需求。

賴莎在斯塔夫羅波爾一個地方上的中學當了哲學老師，她莫斯科的文憑在這個小地方還是非常值錢的。但是當她得知，她上課的內容會被定期檢查是否忠於黨的路線的時候，她質問負責的人，如果想知道她上課的內容的話，就請當面來問她好了。為了準備一篇論文，賴莎開始著手研究集體農莊裡農民們的狀況。她穿著膠鞋為這篇《農村調研》跑遍了各個鄉村。她看到，這裡的人們生活在貧困當中，也看到，即使最勤勞的農民也無法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許多酗酒的懶漢也像城裡拿固定工資的工人一樣被養活，農業收成的好壞與他們無關。賴莎認識到，大鍋飯使所有人的勞動道德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