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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決戰”。這事是有憑有據的，被證明的事還有，他曾救過一個年輕人馬丁·維斯特邁爾的性命：一個黨衛軍指揮官要把他作為逃兵清洗掉，而施特勞斯在最後一刻鼓起勇氣成功地進行了干涉。一個德裔美軍間諜埃爾內斯特·F·豪瑟為他寫了一封也許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推薦信，稱“他英語說得非常好”。它成了弗朗茨·約瑟夫·施特勞斯進入政治生活的入場券（他後來用一封令人難以置信的推薦信對豪瑟進行了回報）。官官相護，這是他的一條基本經驗，所有的關鍵在於，認識有著合適的“朋友”的合適的人。人們是從副區長的職位開始認識他的，並且他也是舍恩地區基督教社會同盟的創始人之一。後來他成為正區長，還是巴伐利亞文化部的參議。作為最年輕的議員之一，弗朗茨·約瑟夫·施特勞斯1949年進入了第一屆德國聯邦議院。有時候，趕上某個星期五，他會從波恩回一趟慕尼黑。火車上，他非常驕傲地付他的車票錢，這筆錢當時是在2000馬克的議員津貼之外用現金報銷的。彌補、趕上、向前——這是年輕的戰後一代的思維方式，他們失去了太多的時間，生命的時間。在舍恩地區和波恩的奔波之間，施特勞斯告別了他到那時為止的生活目標——他不再想成為平靜的學者，埋頭於舊紙堆和文獻，而是想達到特別的高度，直至政治權力的中心。他想變得有權勢、不可動搖和富有。“政治就像傳染病，我們無法就此脫身。”他的同僚弗里德里希·齊默曼回顧道。沒有一個政治家像施特勞斯這樣，在如此長的時間裡一直被徹徹底底地審查。從那時起，年輕的國防部長施特勞斯就開始面對整整一個編輯部的團隊——《明鏡》週刊的人已經等在那兒了。首先出現的只是說明這位部長性格的故事——絕對毫不留情。已經完全是知名人物的施特勞斯在這篇《明鏡》週刊的故事裡被描寫成一個並不真正確信自己意義的人，並且因此想從別人的舉止上去證明它。當這個國家的高階將領們被約到他那兒去的時候，都會發抖。而且總是有“壞傢伙”，像年輕的波恩交通警西格弗裡德·哈爾博姆，他想攔住部長的汽車，因為它違章行駛。但施特勞斯命令他的司機列昂哈爾特·凱瑟爾不用理會。在被舉報後，施特勞斯到波恩警察局長那投訴：“他們對我就對那些市場上的婦人一樣！”並要求開除哈爾博姆。針對哈爾博姆的訴訟程式持續了好幾年，並最終以年輕的警察宣告無罪而終結。他確信，在交通規則面前所有的司機都是平等的。哈恩伯姆成為了人民英雄，作為民主化開始的證明，他的聲名甚至遠揚到遙遠的紐約。

連續好幾個星期，人們都去向他在聯邦總理府前十字路口的崗位上獻花。比這件事情絕對要糟糕得多的是，《明鏡》週刊在幾年之內調查並公佈的有關弗朗茨·約瑟夫·施特勞斯的金錢和腐敗的醜聞。人們仔細地對他進行了調查，卻找不到哪怕一點兒證據說明施特勞斯透過不正當的手段致富。唯一可以證明的是，施特勞斯有非常獨特的、所謂西西里式的友誼觀：家庭和朋友可以超越法律。這是從施特勞斯的朋友、律師彼得·德克開始的。他和義大利的炮彈生產商西梅爾是朋友，因此西梅爾就得以向德國國防軍賣出2200萬馬克的榴彈炮，使德克能夠從中獲得８萬馬克的回扣。這件事成了當時國防部長施特勞斯做出很多決定的模式。在建設和裝備國防軍方面，他有難以想象的大量的金錢可供支配，而且必須很快花出去。不僅不是朋友，而且據施特勞斯自己稱，他當時完全不認識已經潦倒的前企業家阿洛伊斯·布蘭登施泰恩博士。

瑪麗安娜和弗朗茨·約瑟夫·施特勞斯（4）

然而，我的天，他是茨維克納格爾博士——瑪麗安娜父親的老朋友，瑪麗安娜的“阿洛伊斯叔叔”。於是有人——施特勞斯堅決否認是自己——促成了布蘭登施泰恩和國防部負責採購的貝克爾上校見了一次面。這次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