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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議改鑄錢文，“以不治治之”；＇40＇

從初期對天主教較為和緩的做法，改為厲行禁止傳教；＇41＇

浙江海塘（北岸）動帑官辦，（南岸）不若酌從民便，聽其自為修補；＇42＇

在其他一些地方，則出現了不思進取，得過且過一類的現象，……等等。＇43＇

皇上為此也得到了不少經驗教訓，其中之一，就是經過十幾年的執政，有了更多的實際經驗。乾隆十四年十月戊寅，上諭：

蓋執兩用中，必隨時訊息。當臨御之初，因人命攸關，實切切而不忍，寧失之寬。今閱歷既久，灼見事理。若一味姑息縱舍，則失之懦弱。裁度因時，方得權衡不爽。非有意從寬，亦非有意從嚴。且非前此從寬，而今又改為從嚴也。此中斟酌苦心，眾人安能盡喻，是以詳悉諭令知之。

所謂“閱歷既久，灼見事理”，或“天下事有言之近理，而行之了無實際者”，＇44＇“知其一不知其二”，＇45＇以及“務虛名而受實禍”云云，＇46＇大約也都是指這一類情形。

“收斂”的那些內涵是很難用由“寬”變“嚴”來解釋的。儘管由寬轉嚴是一個確實存在的現象，“寬嚴之辨”也成為一個被多次議論的話題。

不過，乾隆初期並不是一味從寬，只寬不嚴的。比如，處死曾靜、張熙，比乃父可是還要“嚴”了；甄別僧道，也不能說就是“寬”；對於“聚眾”，始終都是“嚴”的；在擴大倉儲上，更有許多地方“嚴”過了以前。＇47＇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乙亥，上諭：

總之辦理事務，寬嚴當得其中。若嚴而至於苛刻，寬而至於廢弛，皆非寬嚴相濟之道……朕降此旨，非於即位之初申飭諸臣以示威，欲其畏懼也。

明擺著是有其“嚴”的一面，並申明必要時還須用“嚴”的。乾隆元年以後，即發生若干從嚴的例項，五月庚申諭：

朕御極以來……去其煩苛，與民休息，並非寬縱廢弛，聽諸弊之叢生而置之於不問也。而內外臣民，不喻朕意，遂謂法令既寬，可以任意疏縱，將數年前不敢行為之事，漸次干犯……

朕看此等情形，天下臣民，竟有不容朕崇尚寬大之勢。《傳》曰：寬則得眾。《易》曰：元者、善之長也。朕以天地好生之心為心，豈肯因一二無知之輩，即自改其初志。但治貴得中，若於玩法之徒，亦用其寬，則所謂稂莠不除，將害嘉禾。倘不速為整理，恐將來流弊，無所底止。是以近日處分臣工數案……

為治之道，固當如是。朕豈忽變而為嚴刻者哉……總之治貴得中，事求當理。不當寬而寬，朕必治以廢弛之罪；不當嚴而嚴，朕又必治以深刻之罪……則朕之百姓，可以永久受朕寬惠之澤矣。

乾隆六年七月癸亥，諭：

近來鄂善、喀爾欽、薩哈諒及趙國麟、盧焯等案，皆朕準情酌理，不得不如此辦理者。而外人不能深知，未必不以為涉於嚴峻。即進言進講諸臣，頗有以效法皇祖崇尚寬大為敷陳者，則外人之議論可知矣……

從古帝王，以優柔寡斷而致敗者恆有之，從未有振綱肅紀，生殺予奪，大權不移而致敗者也……夫栽培傾覆，惟人自取。或寬或嚴，總歸一是。成心不可有，定見不可無。朕豈中無主宰，忽然而寬，忽然而嚴者乎？……

若有意從寬，必且流為市恩姑息而失寬之正。則所謂寬者即嚴之因，而所謂嚴者即寬之害。是則有意從寬，尚且不可矣，而況有意於嚴乎？

表明對於貪官，從立法到執法都是“嚴”的；而對那些部院堂官、督撫大吏，也經常嚴加訓斥。諭：

朕並非優柔無能之主，諸臣若少錯會意，致趨廢弛之路，朕惟地方大吏是問。＇48＇

又於《漢元帝論》中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