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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逐漸加增，何獨至今日而一時頓長？

若謂水旱偏災，則亦向來所有，何以從來未聞如此之貴；且亦當歉者貴而豐者賤，又何至到處皆然，豐歉無別？

若謂康熙年間倉儲有銀無米，雍正年間，雖經整飭，亦未詳備，今則處處積儲，年年採買，民間所出，半入倉庾，未免致妨民食，此說似乎切近，……朕反覆思之，不能深悉其故，亦未得善處之方……

因此令各省督撫“詳求得失之故，據實陳奏”。＇10＇

其後幾個月時間裡，在經過一番小心的試探之後，各省督撫紛紛把他們的意見奏告上來，共有二十餘份。＇11＇自乾隆初年以來，這種“匯議”已有過多次，如有關礦政、水利，以及禁銅、禁菸、禁酒，＇12＇　等等，而這一次恐怕就是最著名的了。

糧政方面的努力已持續了十幾年時間，現在要求“下馬”，這能行嗎？對這樣一個政體來說，最不願意面對的就是所謂“失敗”了，它可能引起各種連鎖反應，造成不可想象的後果。因此即使沒有那些政治風波，那些官員們也有充分的理由格外當心了。

封疆大吏們各執一詞，又像是分別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從各個角度開說著各自的道理，生怕沒能團弄好皇上，事與願違，惹出不必要的麻煩。不過，畢竟由皇上先帶了頭，他們那些大膽的言論，也就不顯得那麼尖銳和冒失了。終於，矛頭都對準了人事上的原因——採買過多。＇13＇或可與這些地方大員媲美的，是大學士傅恆在金川戰事中如何“誘導”和“維護”皇上下定“收局”的決心的。＇14＇

其時“運度駁雜”，＇15＇特別是“自辦理金川軍務以來，一切政務，未免因此分心”。＇16＇諸項大事交織在一起，互動作用，沒想倒促使皇上下了決心。乾隆十三年七月，訥親在金川的敗報傳來（同時關於糧政的大多數奏議已經上報），與其拖延下去，似不如快刀斬亂麻為好。新的決策就這樣定了下來，上諭：

邇年以來各省米價不見其減，而日見其增，反覆推究，莫知致此之由，……眾論頗以為採買過多，米價益昂。因思生谷只有此數，聚之官者太多，則留之民者必少，……朕既知初意之失，不可不為改弦之圖……

令各省常平倉谷悉照康熙雍正年間舊額，其多貯者，以次出糶，著大學士等妥議具奏。＇17＇所謂“既知初意之失”，已與“罪己詔”相去不遠，跟著政策出現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

其時，幾乎接到一個敗報，即有一個新的決定出臺。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大學士等議復：通計十九省應貯谷三千三百七十九萬石，較之乾隆年間定額四千八百萬石，計減一千四百餘萬石。＇18＇

為此皇上不惜回到雍正朝苛嚴的老路上去，乾隆十四年二月己亥，上諭：

朕恭閱皇考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見批示原任浙江巡撫黃叔琳緩徵一折，備悉外省官民，沽名邀譽，藉端逋欠情弊，曲中隱微。仰見皇考聰明睿智洞達治體，朕遠不能希蹤萬一。

邇年來各省督撫，凡有奏請緩帶舊欠錢糧，朕必降旨俞允……督撫身任地方，固當愛養斯民，亦宜兼籌國計。如偶遇水旱歉收，民力果屬拮据，自應據實陳奏。不然，則違道幹譽之積習，與頑戶猾胥之澆風，亦當深戒而切禁之，毋謂殊恩之可以濫邀也。

乾隆十七年，諭：

所有存貯實數得十分之三四，即不必亟資買補。其動帑委員採買之處，似可概行停止。＇19＇

隨後，米價也隨之下降並趨於平穩。

但此一事中，亦不免有虛誇、好名之一面，日後曾於《御批綱鑑》（卷40）中寫道：

常平亦不過救什伯於千萬耳，曾力行之，終無實效……利不什不變法，廢之而其怨者將益眾，毋寧仍舊貫而不為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