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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微，必得宋儒參考而闡發之，然後聖人之微言大義，如揭日月而行也。

《郎潛紀聞》：乾隆初年，上方嚮用儒術，尚書楊名時、孫嘉淦、大學士趙國麟，鹹以耆壽名德領太學事，相與倡明正學，陶植邦彥。＇29＇

另一方面，“經世之學”已蔚然而起。乾隆十三年四月，策試天下貢士，其第一問，為“農政”：

農桑，王政之本也。列聖重熙累洽，休養蕃滋，思所以裕其衣食，亦既屢申勸課之令矣。而人不能無遺力，地不能無遺利。果……大吏惟以簿書期會為急，即著之功令，用以為殿最，率具文從事歟？

第二問為“糧政”，當時重點考慮的一大問題（詳見後文）：

邇年米價之貴徧天下，朕多方籌劃，稅免矣，而騰湧如故；倉發矣，而市值仍昂，豈皆有司之奉行未善歟？或且欲停採買以紓其急，嚴囤戶以暢其流，禁富民之射利，以裕其所出，果皆切中事情歟？採買停，則所在倉庾，不數年而告匱，緩急將何以濟？青黃不接之時，市無現糧，貧民翹首官倉，使粒米無存，有司能坐視而不為補救歟？生谷止有此數，積於官必虧於民，其較然者；然積之害，與散之利，當熟籌之。而非明著其由，何以使官民兩利？

其三為“荒政”：

至水旱偏災，朕不惜帑藏，廣為賑恤。而實惠之未能下逮者，其弊安在？……古荒政之切於時事，可行者有幾？……此外或有裨於實用，可入告者否歟？

第四為“治水”：

治河轉漕，以餉京師。黃河之由豫入徐，奮迅急疾，大溜橫趨，堤工在在危險，……舍加高培厚之外，別有長策，可一勞而永逸者否歟？

所言涉及墾政、農政、糧政、荒政、賦稅、礦政、河工、漕政等等，直可視為一篇經世派的宣言了。＇30＇

在以往清代學術思想史研究中，一向最受重視的就是“考據學”了，於十七世紀和十九世紀之外，並不認為十八世紀存在一個“經世學派”。

這與清人的看法有所不同，相對於孔門的“德行之科”（義理之學）、“言語之科”（辭章之學）、“文學之科”（考據、漢學），曾國藩特增“經濟之學”（“政事之科”），為儒學四要項，“缺一不可”。＇31＇張之洞亦稱“理學家”外，尚有“經濟家”一名目，“其奏議公牘即是著述，或在文集，或在《切問齋文鈔》及《經世文編》中”；“不惟讀其書，並當師其人耳”。

儒家《大學》八條目，雖說修、齊、治、平“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最終目的還是要落實在“治國”、“平天下”之上。於此立定腳跟，超越宋明，回到先秦儒家，企圖建立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的，正是清代十八世紀“經世學者”的志向。

其實，“經世之學”不僅存在於十七世紀（勝朝遺老），及十九世紀（所謂改革派），也存在於十八世紀，不過內容有所不同罷了。魏源《皇朝經世文編》中收集的，主要就是十八世紀的作品。

如曾國藩把陳宏謀奉為講“經濟之學”的楷模，“立意崇尚之”；＇32＇張之洞所說的“經濟家”，有名臣孫嘉淦、李紱、陳宏謀、朱軾、鄂爾泰、舒赫德、方觀承、劉統勳，“諸家皆經濟顯著者”。＇33＇何一不是十八世紀的經世派人物？

此外，見於《清史稿》的有：陳宏謀（數省）、陳大受（安徽）、塞楞額（江西）、楊永斌（廣東）、潘思榘（安徽）、斐宗錫（安徽）、阿爾泰（四川）、沈善富（安徽）；

見於《清實錄》的省級官員有：張廣泗（貴州）、陳玉dg（貴州）、陳悳榮（貴州），姜順龍（四川），黃廷桂（甘肅）、張允隨（雲南）、方觀承（直隸）、準泰（安徽）、陸燿（山東）、蔣溥（湖南）、郝玉麟（兩江）、莊有恭（江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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