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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傍地隙，廣植榆柳果樹。再蘆粟一種，宜於山地，不擇肥瘠，六安州民種植甚廣，土人稱為六穀。又豫省紅蕷，易蒔多收。東省裨子，土名穇子，較高粱更耐水潦。臣俱諭令試種。並趁此農務未殷，疏通溝洫，以備水旱。得旨：此可謂留心本計。嘉悅覽之。

以上所述，多是省一級大吏所作所為，如同我們曾在地方誌中所見（如四川等地），縣一級官吏積極勸農的例子，更是數不勝數。

政府在各地的勸農行為，直接帶動了國家權力的擴充套件，造成了對地方傳統職守的突破。

乾隆二年五月，上諭，重農務本，責在有司。令以農事考課督撫牧令。＇2＇同月，特旨準本年新進士條奏地方利弊。＇3＇六月，復因“地方遼闊，事務殷繁，（牧令）勢難一身遍為曉諭”，令仿《周禮》《遂師》之制，於鄉民中擇其熟諳農務者，每一州縣，量設數人，協助縣令“董率而勸戒之”，“或開渠築埝，以備蓄洩灌溉；或樹桑養蠶，以資民生利用，務使農桑之業，曲盡地之所宜”。又因地方官“久於其任，與民相親，方能區畫盡善”，令謀展寬考課期限。＇4＇

經濟事務的職責，對地方官員一向多是名義上的，乾隆二年七月，再次申飭地方有司擴大所司職責，全面關心“留意於稼穡桑麻”。並訓州縣知事親行經理，巡歷鄉村，所至之處詢民疾苦，課民農桑，宣佈教化，崇本抑末。鄉愚無知則面加開導之，庶幾上下之情，通達無阻，而休慼相關；親愛之誠，油然自生，而提撕易入。如此從容歲月，始可以收循良之實效，不愧為民父母之稱。＇5＇

二年十一月，雲南巡撫張允隨因牧令熟諳農功者少，請定規條選舉上農，以其“專司教導”，諭令通行各省。＇6＇兩江總督那蘇圖請揀用廢員，督勸農務。得旨：“牧民之官，課督農桑，乃第一要務”，不得“分其責於他人”。＇7＇

乾隆六年，河南巡撫雅爾圖奏，各州縣擇熟諳農務之老農，一縣“不過三四人，以之勸率，勢有不及”；＇8＇現行保甲設有村長，管牌民百戶，“伊等皆諳練農務，擬將勸農一事，即責專管”；於每歲首春，傳集州縣，“先令將所管百戶，各田土肥瘠，向收若干，造冊存縣，歲底核其功過”。＇9＇

乾隆八年六月，再訓督撫率屬重農，諭：養民之本莫要於務農，州縣考成固應用是為殿最。而向來功令不專以此課吏者，因其事甚樸，無可炫長，其跡似迂，驟難見效；又或上司之察勘難周，有司之條教易飾，不似催科、聽斷、捕盜等事之顯而有據也。（但不知）本計既端，末事亦次第就理，民生大有裨益，即治道亦漸致郅隆。＇10＇

乾隆九年，訓督撫勸課州縣，實行教養，復令州縣“親履田間”，深入勸導，“詢問疾苦，講求利益；度其原隰，相其泉流，審物土之宜，因閭閻之便”，興利除害，“教養兼施”。身所不及之處，有約正、值月人等，分佈四鄉，代為化導，“或給之廩餼，或加之獎誘”；“務使一州一縣之民，情聯勢合，如父子兄弟之相為扶掖，如頭目手足之相為捍衛”。＇11＇

又令地方宣講《上諭十六條》、《聖諭廣訓》，除城中外，亦須及於集鎮村莊、遠方僻壤。一應有關教民諭旨，不可徒張告示，視為虛文。＇12＇

並令各省督撫，將歷年所奉教養百姓之事，悉心條對。並以“地方一切學校、農桑、河渠、水利諸政”，考核州縣，歲終奏聞。＇13＇

乾隆十年，兩江請“擇力田淳謹者，設為鄉長，專司勸戒”，“並於州縣巡查到村之日，據實稟陳，年終考核”；因“教稼勸農，地方官職所當為”，未允復設專員。＇14＇

乾隆十二、十三年，定守令久任例，以使守令得“從容展布”，“實能為地方興起教化，勸課農桑，興利祛弊”。＇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