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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曾國藩特增“經濟之學”，即“政事之科”，為“儒學”（注意它不等同於理學、考據學）四要項，“缺一不可”。張之洞亦稱“理學家”外，尚有“經濟家”一名目，“其奏議公牘即是著述，或在文集，或在《切問齋文鈔》及 《經世文編》中“（參見苗華國、餘芬論文）。

儒家《大學》八條目，雖說“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最終的目的還是要落實在“治國”、“平天下”之上。於此立定腳跟，超越宋明，回到先秦儒家，企圖建立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的，正是清代（十八世紀）“經世學派”的志向。

其實《皇朝經世文編》中收集的，主要就是十八世紀的作品。“經世之學”不僅存在於十七世紀（勝朝遺老），及十九世紀（所謂改革派），也存在於十八世紀，不過內容有所不同罷了。為此，必須開闊眼界，看到國務官員一派人的思想作為（如曾國藩即把陳宏謀奉為講“經濟之學”的楷模，“立意崇尚之”）；而不能像一般學術思想史研究一樣，侷限於那些民間士人（參見宋玥論文）。

對“六政”的處理，使得兼任宰相的清代皇帝成了國家頭一號技術專家，並在他周圍聚集了一大批技術官僚。過去學界對他們和他們為處理國家政務所持有的必不可少的學術和專業知識，一直採取了輕視的態度。雖然它們不屬於“經學”的範圍，卻是傳統“儒家”必不可少的“學問”。

從經濟史轉入政治史：

“十八世紀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是我研究生畢業後自己選擇的第一個研究題目。1982年秋，我把文章初稿遞交北戴河第一屆清史討論會，同時送“發展組”。當時小組正準備下鄉調查（題目是“包產到戶以後”的政策走向），“帶頭大哥”決定將這篇文稿列印若干份，送中央書記處。多年後，據唐曉峰迴憶，岐山曾拿此文向他顯擺。最後終於形成為小書《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

這無意間擴大了經濟史的研究領域；它把一項“經濟史”研究，帶入了“思想史”、“政治史”的領域。也許正如錢穆所說：“經濟史必從全部文化著眼始能有大成就”。（參見我的部落格“清代經濟史論壇”及其分類說明，特別是有關墾政、農政、糧政部分）

六、乾隆皇帝的“專制理念”中國傳統政治理念的正面認識傳統政治並不等於專制政治皇帝的位置（君相合一）“一人做主”不贊成“朋黨”不得於上奏前互相討論　反對“聚眾”戒“幹譽”（及“蠱惑人心”）眾多的“匯議”（參見申妙論文）

在中國傳統政治中，一切大事，最後都為一人決定，“由一人作主”（而不是詭稱民主而不肯負責），正是儒家一個基本政治主張。同時也有很多證據表明，皇帝並不是“無法無天”的。如果不能解決這個問題，所有對傳統文化的認識都翻不了身（其實在這類問題上很多人都是“以今度古”和“以己度人”）。

不再迷信“科學”之後，我對“民主”也不那麼看好了。在研究乾隆時更發現，這位皇帝可是有著自己的一套政治理論，如強調皇帝職責（今人或謂之堅持“專制主義”），不許聚眾、禁朋黨、戒幹譽（今人或謂之“反民主”）等等。所有這些，在我看來都應重新得到正面的解釋（參見《讀書》2009：11，及有關部落格）。

清朝皇帝兼任宰相，又一切“出自朕衷獨斷”，無人“輔佐”，無大臣“襄贊”，這使他成了一個十分孤獨的人物。他身邊也幾乎沒有形成一個“帝黨”。

這不是“專制”，也“專制”不起來。何況還有一些基本原則（如道統）要遵奉，有法律條文的限制需要顧及，怎能說“最後為一人決定”，就是“專制”或“專制主義”呢（與余英時的通話）！

今天捧讀清代實錄或其他檔案史料，亦不難發現，皇上諭旨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