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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教”（“文教”、“教化”）上去了。這頗有幾分勉強，也有幾分無奈。但是要這個古老的帝國一時間拿出什麼更新的辦法，恐怕也是不切實際。

其後，皇上幾乎閉口不談他的糧政努力，多年以後，反而把“西師”和“南巡”當作了畢生兩大事，這一段“傷心事”就這樣半被掩蓋起來。

從此，再沒了以前的那一股銳氣，沒有了那一種理想主義，沒有了對經濟對策的追求。倒有幾分顯得“乏”了，多了許多花架子，少了若干實在的東西。所以朝鮮使臣才說清廷“外似昇平，內實蠱壞”，“大臣庸碌，而廷臣輕佻，甚可憂也”。＇74＇乾隆十六年以後的幾次南巡，也沒有發現什麼新的東西。相對而言，朝廷進入了一個“無策”的時期，“乾隆之治”最光彩的一幕，已經悄然落下。

雖然如此，今上卻是一個極為要強的人，決不甘心做一位庸庸碌碌的君王，古人所謂“庸主”。他仍以為大任在肩，也斷然作出了若干努力，——舉凡“十全武功”、“六次南巡”、“搜書編書”、“文字獄”，大體上都發生在這一時期，——儘管評價不一，卻也頗有可觀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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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上參見戴逸：《乾隆帝及其時代》，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劉鳳雲：《乾綱獨斷》，《乾隆皇帝全傳》，學苑出版社，1994；郭成康：《乾隆大帝》，中國華僑出版社，2003；說到“心理變態”，當有一種“懊惱”、“悔恨”，以致“自責”的成分在內，就事論事，僅僅妻子之喪，似還不至於此，因此還應從別的地方，或更深遠因素去查詢。

＇2＇　以上參見周遠廉：《乾隆皇帝大傳》，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成崇德：《十全武功》，《乾隆皇帝全傳》，學苑出版社，1994。

＇3＇　欽天監正劉松齡的私人信件，此外他還談到了這場戰爭的許多問題，如它的目的和起因等，皆與眾說不同（乾隆四十一年，皇上也稱兩次金川起釁，皆由地方官釀成）；他特別質疑清朝的軍事能力，包括幾年之後的準噶爾之役，參見高王凌《劉松齡筆下的乾隆十三年》，《清史研究》2008：3。

＇4＇　《高宗實錄》，卷263，乾隆十一年閏三月諭。

＇5＇　《高宗實錄》，卷332，乾隆十四年正月壬子諭。

＇6＇　《高宗實錄》，卷332，乾隆十四年正月甲子諭；此外，皇上還說了一些關於改過的話：朕思之甚熟，看之甚透。上年辦理，實屬錯誤。……朕改過不吝，……朕自思天定之事。人力不能自由（《高宗實錄》，卷333，乾隆十四年正月乙丑諭）；知難而退，知過而改，乃所謂不遠之復（《高宗實錄》，卷333，乾隆十四年正月辛未諭）。

＇7＇　多年以後，皇上在《御批綱鑑》中借漢代歷史解釋說：“漢文帝即位之初，善政累累，顧有地震山崩之異，殆所謂天心仁愛，而示之以時保之義耶”？

＇8＇　乾隆八年四月己亥諭：朕御極以來，重農貴粟薄賦輕徭，諸如籌積貯、蠲米稅，凡所以為民食計者，既周且悉。直省地方宜乎糗粱充裕，價值平減，閭閻無艱食之虞矣。乃體察各處情形，米價非惟不減，且日見昂貴，……以為生齒日繁耶？則十數年之間豈遂眾多至此？若以為年歲不登，則康熙雍正年間何嘗無歉收之歲？細求其故，實系各省添補倉儲，爭先糴買之所致，《高宗實錄》卷189。

＇9＇　江南道監察御史歐堪善奏陳積貯事宜：皇上旰食宵衣，保民如子，御極以來，加增常平倉額俾賑恤之需有備無患，堯舜愛民之心何以逾此，……其米價之不平者，必有致病之由。議者或以為生齒繁滋戶口日眾，或以為歲時旱澇收成歉薄，或以為小民巧詐囤積居奇。臣愚以為此數者勢所必有，然米價之貴似不盡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