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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等較為表層的一些東西。

乾隆九年，流民留養資送制度初次取消之後，面對進退兩難境地，五月丙申諭：

本年春間有旨，流民不必資送回籍，……今既雨澤沾足，究不若歸而謀食之為是。亦應樹之風聲，凡流民有願回籍耕種者，著地方官即行善為資送，亦不必強民之所不欲也。＇60＇

這樣的皇帝在歷史上恐怕也是不多見呢。事過多年，於甘肅冒賑一案，特諭：

若因此稍涉靳固，則是因噎廢食，愛民所以事天，朕如傷在抱，惟恐一夫失所，實出於中心至誠。此上天所鑑，亦天下臣民所共知共見者。朕前旨所謂寧受萬人欺，不可使視民如傷之心少懈，正謂此也。＇61＇

即“秋審”一事，雖一度從嚴，也不盡然。＇62＇金埴《不下帶編》卷5論“重民命”：

（我朝）自太祖至聖祖，歷朝積德累仁，輕刑薄罰，今聖天子尤不嗜殺，西曹所決罪，每歲不過三四十人或二三十人不等。上一獄則必宸慮詳審，求其可生。詔曰：某情猶可矜也，某決尚可緩也。所謂勝殘去殺者，惟我朝為然。

因此，與其說他“嚴”了，不如說是在政治上更加老練、成熟了而已。

但是問題並沒有就這樣過去。乾隆十五年五月，上諭：

當御極之初，如從寬好名之習，不能去諸懷。……比年閱事既多，深知為治必出於大公至正，斯久而無弊。……十五年來，無時不以敬天法祖為心，無時不以勤政愛民為念，無時不思得賢才以共圖政理，此可無漸衾影者。人苦不自知，惟工作過多、巡幸時舉二事，朕側身內省，時耿耿於懷。＇63＇

追述往事，對“從寬好名之習”，仍“不能去諸懷”，並徵引“工作過多”、“巡幸時舉”幾事，予以自責。雖其中也不無一二自我辯護，及歸罪臣下之意。

這一種想法可謂由來已久，乾隆元年正月丁酉諭：

朕思我皇考世宗憲皇帝誠求保赤，有孚惠心，蠲免額徵，寬減浮糧，……而民生猶不得寬裕者，大率由督撫大臣不能承宣德意。

按說，在這樣的“體制”之下，皇上有了過失，不是不可以下“罪己詔”的。乾隆十三年就糧政問題，上諭“朕既知初意之失”云云，已與“罪己詔”相去無多。但這乃與國家政體有關，在一般情況之下，也只有怪罪臣下“奉行不實”了。從許多事例來看，這也近於當日實情，儘管其中也不免存在一些錯怪之處。

御史歐堪善在乾隆十二年十二月的奏摺中說，政令行之善則民享其利，倘而奉行不善，則法立弊生，恤民者每為病民之具。＇64＇在糧政方面，最明顯的就是地方官員不願採買，不願存糧，並不願勸諭捐監——問題究竟出在哪裡？說來好笑，其一竟出在政府組織之內，甚至在於執行過程中的一些“技術細節”之上——難怪皇上想起了就不高興，那些個“失敗”，不歸罪他們，該怪誰呢！

而“奉行不善”，正是官僚的一種沉默的“抵制”。“下治上”，恐怕是任何皇帝都不能不面對的現象，歷史上不知多少帝王都“栽”在了這個上面。

因此乾隆皇帝對糧政及其它方面的種種“失敗”，就不能不抱有某種“若有所憾”的心情，後來他在《御批綱鑑》（卷六）裡寫道：

孔子以子產為古之遺愛，而稱其使民則曰義。今觀其初政，固非以煦煦為愛者矣。惟能行其義，所以卒成其愛，不然民之不慢者幾何？

頗有點後悔自己當日的行為，致為人所“欺”似的。所以他常常就不給那些大臣好臉子看，其後又屢興大獄，據說“乾隆六十年中大學士尚伺供奉諸大員，無一人不遭黜辱”。＇65＇

其後，皇帝開始不斷地“整飭”官吏。在乾隆十六年第一次南巡中發生的“偽稿案”等“風波”中，＇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