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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口;就在他剛才坐的地方,我瞥見一個男人坐在他後面一排。年輕,黑髮,二十多歲,五官清秀,顴骨高聳。捲曲的黑色胸毛從襯衫開領處伸出來。即使我當時羞愧難當,也看得出來他具有那種深色面板的地中海沿岸高加索人種的風情。
我看著他,希望得到一個同情的點頭或微笑。他回看著我,但他臉上的某種東西——一隻眉毛輕快地跳了一下,另一隻則收緊——讓我感覺他能看穿我,並且斷定我沒有多少內涵。一陣侷促不安傳遍我全身。我移開視線,走下了證人席。
第10章
週三我出庭作證,週四案子就到了陪審團那裡。瑞安在結束性辯論中將我折磨得死去活來,暗示我是全世界最愚蠢、最幼稚的紀錄片製片人。為什麼我沒有早點兒站出來?我怎麼知道錄影帶沒有篡改?為什麼我對錄影帶所受損壞不能給出一個令人滿意的解釋?我在技術上就那麼爛嗎?他說,如果不是由於這些,那就是還有別的、更險惡的原因。
最後他以嘲笑的口吻宣佈,無論哪種情況,都不能算作嫌疑人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明。我也許在橄欖公園看到了桑託羅,但有什麼能阻止他在此之前或之後到卡柳梅特公園呢?那盤錄影帶只能描述桑託羅在某個具體時間點的所處位置。確實,要是把指甲抓撓的碎屑、這對戀人的爭吵,以及在他汽車旁邊發現瑪麗·喬的屍體這一連串事實放在一起,12名聰明的陪審員怎麼可能相信我的說法呢?
他們當然沒有相信。星期五那天,桑託羅被判有罪。
整個下午,電話響個不停——大部分是記者,想從我這裡搞到一個原聲片斷,以便能在10秒鐘內概括這起衝突,結論是讓我承擔後果。我斷定,要是他們得逞,我就死定了。電話密雨般打來,我禮貌地表示無可奉告;但他們顯然不肯罷休,我就試了一個新辦法。
“是艾利·福爾曼嗎?”一個聲音問道。
“Sí1?”
“你是艾利·福爾曼嗎?”
“Sí?”我故意將單詞的聲音拉長。
“呃——我找影視製片人艾利·福爾曼。她在嗎?”
“Meesus2不在家。”在一連串流利的西班牙語還沒向我襲來之前,我猛然摔下電話。
終於小勝了一場。
大衛開了前門進來的時候,我正看著電視裡自己的鏡頭。我本無心開啟電視,可是,喝完半瓶葡萄酒後,某種東西將我吸引到那場報道上面——或許這就是吸引著一群麻木看客圍觀事故現場的同一種東西;或許,就是一絲潛在的受虐狂心理。
大衛看了我一眼,進了廚房。
冰箱門開啟了,一隻櫥櫃抽屜合上了。片刻之後,他走進家庭娛樂室,手裡端著一隻裝著百吉圈3、燻鮭魚、奶油乾酪和洋蔥的盤子,坐在沙發上。
“你今天還沒有吃東西,對吧?”
“我不餓。”
他在半個百吉圈上攤了些乾酪,放上薄薄的一片燻鮭魚,最上面放上一些洋蔥。洋蔥的氣味燻得我鼻腔直髮癢。
“這兩天可真夠你受的。”
“一場實實在在的人生教訓啊。啥時候都不要做‘仁慈的撒瑪利亞人4’。”
他慢慢咀嚼著。“我想,即便是說你做得對,恐怕也無濟於事。”
我凝視著百吉圈,搖了搖頭。
“你父親是怎麼說的?”
“他說布拉謝爾斯沒有盡職盡責。”我伸手拿百吉圈。“對了,巴里跟我爸想的一樣。他來接蕾切爾的時候幾乎是深表同情。”我在那份三明治上咬了一口。“唉,作為前夫,也只能同情到這個份兒上了。”
大衛走進廚房。“他是怎麼看的?”他扭頭大聲問我。
“他說,布拉謝爾斯在案子裡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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