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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旋律、聲線、配器共生的美感是前所未有的，也是無法言說，而所有的這一切都與桌子上這個狀似“烏龜殼”的三洋單放機密切相關。他的感覺是如此強烈，以致二十多年之後，他還能清晰地回憶起當時購買三洋單放機、播放鄧麗君歌曲的點點細節。

潘繼章的感受並不孤立。那時，眾多上海男女青年紛紛將看似〃烏龜殼〃的日產單喇叭收錄機買回家，而更時尚、更前衛的男女則拎著兩喇叭或四喇叭的日產收錄機在大街上招搖過市。

在上海的人民公園、復興公園、虹口公園中，你會看見那個時代“酷斃”了的傢伙，在草地上開啟著日產兩喇叭或四喇叭收錄機，隨後忘乎所以地舞蹈著。與此同時，在上海許多公園相對隱秘的角落中，你還會發現不少上了年紀的城市男女，正拎著單喇叭、兩喇叭收錄機在進行英語對話，這種角落後來被敏感的媒體稱之為“英語角”，而那些在“英語角”中勤奮出沒的男女，有許多在更為開放的八十年代早中期紛紛遠渡重洋，發誓再也不回這個他們從內心深處厭惡的城市，當然，二十年之後，他們中的許多人重返上海，並對上海的變化產生了種種的驚歎，這是另外一回事和另外一種情感。

1979年，伴隨著三洋收錄機播放的“靡靡之音”，人們還看見了一條條裸露的美腿，以及，1979年的地下時尚：超短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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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克·哈里斯老兄，鄧麗君歌聲中搖曳的超短裙（2）

在論及超短裙的時候，我們的眼光還應該作一個回望，我們還應該回頭一瞥遙遠的六十年代末與七十年代初。那時，有一條褲子吸引了我們的視線，是喇叭褲。如果你對上海時尚歷史有所瞭解的話，你會發現這條將褲管放大到遮住整雙鞋子的褲子，是對六十年代前中期的小褲腳管時尚作了一次真正反動。小褲腳管突出的是褲管下面那雙如同鬼怪式飛機造型的皮鞋，喇叭褲卻試圖遮蔽一切，試圖表達一種放蕩不羈的美感。

對上海來說，喇叭褲時尚並非源自西方，源自總是喜歡誘人墮落的資產階級。某種意義上，被朗諾·斯里馬達集團在1970年不幸推翻了的西哈努克親王，他成為在中國大地上普及喇叭褲的第一功臣。因為，正是透過西哈努克親王在中國各地巡遊的系列記錄片，中國人民、上海人民才質感地獲得了喇叭褲的視覺衝擊。

普及喇叭褲的另外一個人物是美國嬉皮士青年科恩。第三十一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結束之後，從名古屋來到中國的科恩穿著一條大大的喇叭褲掠奪著中國人民的眼球，面對中國智慧的政治家周恩來，科恩曾發出了這樣的提問：你怎麼看待西方社會的嬉皮士？

他其實想問的是：你怎麼看待我腳下的這條喇叭褲？

一條讓彼時紅色中國驚恐不安的喇叭褲。

就這樣，上海的青春男女在自己的家中將褲腳管一一放大，這中間又隨著各人的時髦勇氣的高底產生出“大喇叭褲”與“小喇叭褲”的兩大派別，所謂“小喇叭褲”這一派，走的是相對比較溫和的時尚線路，他們要有70年代初期的時尚感覺，但又不希望這種感覺過於挑戰這個時期的意識形態，而“大喇叭褲”這一族則管不了這麼多，他們將褲腳管放肆地擴張到蓋住整將皮鞋，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地讓它成為了一個“掃把”，在上下失調的褲子比例中他們感到了時尚的快樂。

如果說上海的青春男女以喇叭褲作為七十年代早中期的時髦，那麼，超短裙則作為上海女性的單一時髦而被他們廣泛追逐。

超短裙時尚也可以追索到更久遠的年代。

那時，城市正被革命浪潮所覆蓋，人們正被紅色的烏托邦理想所淹沒，“文化革命”改變著普通男女的基本人性，還意想不到地使得上海的青春男女中的某些特殊分子的慾望得到徹底的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