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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助於《大西洋底下來的人》，美國老兄麥克·哈里斯摧生了中國城市的第一次墨鏡狂潮，他的獨特面貌使得上海多少年輕男女為此迷戀並作出仿效，但其實他對上海青春男女的時尚暗示這股魔幻般的力量來自於上海開始進入一個電視時代。

1977年，當上海有了第一家電視機商店之後，電視機這個閃光怪物就以瘋狂的速度進入了市民的家庭中。這樣的情景是屢見不鮮的：夜晚六點半鐘左右，在上海數以百計、千計、萬計的里弄裡，人們一早就放好了他們因多年磨擦而顯得油光錚亮的竹椅、竹榻，焦急不堪地等待著瑞華坊或某某坊居委會某個老太用鑰匙開啟安放電視機的箱子，然而，目不轉睛地觀看當年任何一部電影或電視劇。

戴著寬大墨鏡的麥克·哈里斯老兄出現在《大西洋底下來的人》這部美國電視劇中。

這個電視劇沒有多少藝術價值可言，內容也乏善可陳：一個半人半魚的傢伙基本上無所不能，儘管沒有《駭客帝國》中的尼奧那麼偉大，但也算是七十年代末人類的一個小小救世主。他的一個獨特標誌，就是在英俊的臉龐上籠罩了一付墨鏡，這付墨鏡成了這個海洋底下來的傢伙的重要標誌。

七十年代末，經受了電視機文化反覆薰陶的上海的青春男女向麥克積極靠攏，他們人人都以臉上戴上一付麥克式墨鏡而自豪，與此同時，時刻提防上海警察捕捉的最早的市場經濟先鋒戰士，從遙遠的廣州以“投機倒把”的方式長途販運而來的廉價墨鏡更是起鬨了這股時尚之潮。有意思的是，上海的青春男女在仿效著麥克老兄的時候，他們中不少人還將商標別有用心地儲存在這付廉價的南方墨鏡上。

但正是此舉激怒了中國的左派布林什維克，邏輯地，也激怒了上海的左派布林什維克，他們稱這是〃盲公鏡現象〃，他們說表明了上海年輕一代的絕對無知，而這種絕對無知將使紅色中國付出沉重的代價。

叫作西蒙·雷伊的美國記者在《改頭換面》中的評述似乎從另外一個角度證實了上海的左派布林什維克的判斷：

迄今為止，這種開放政策唯一不利的副作用是突然滋長的“崇拜西方”的思想，而這種思想正迅速地取代在毛主義盛行年代煞費苦心培養出來的自信。

在上海的民間社會，在上海青年的亞文化圈子，人們並不在乎左派布林什維克或西蒙·雷伊的理性判斷，他們繼續著自己的時尚之路，繼續在七十年代末表現各自的〃酷〃、〃IN〃和〃炫〃，雖說，這時候的時尚確實有些盲目，說到底，傳遞的只是某個西方影視明星對中國青年腎上腺的一次刺激而已。

刺激沒有停止。

“獨眼龍〃也出現在七十年代末，是日本人對上海的青春男女推動了這次時尚戰事。

在上世紀中葉已經完成前工業革命的日本，這時已經從它溫熱的子宮中向全世界提供著它成熟的卵子：你看到了本田摩托、豐田轎車、三菱電梯、富士膠捲、JVC彩電種種種種了不起的玩藝兒。在上海，極小部分市民已經透過東芝冰箱而領略到了日本高科技的妙處，大部分市民被日本文化感動的則是它的收錄機。

上海南京西路995弄一個普通的市民家庭。

這是1979年的5月時分。

桌子上擺放著一臺三洋牌單喇叭收錄機，那刻，它正放送著鄧麗君小姐的歌曲《何日君再來》：

今宵離別後

何日君再來

喝完了這杯，請點點小菜

人生難得幾回醉

不歡更何待

潘繼章先生顯然完全地沉浸在鄧小姐甜美的歌聲中，對他來說，當他的耳朵告別了多年如一日的《阿瓦唱新歌》之類的旋律，當一個叫鄧麗君的女生帶著全新的感覺走入他的生活，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