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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回去，說是重調，他怎麼肯幹？

牛敏說，不幹就做工作嘛！我們開了四五十次會，做思想工作。然後怎麼幹呢？你要處以公心，給他調到比較公平嘛，不要讓他覺得有人趁機以權謀私，打他的主意嘛！另外幾種設施要給他、幫他。原來這塊地沒有水，好嘛，我給你搞個圍水池。另外，土地整理，也有一筆錢。

我明白了。社內重組，打亂重調，除了做思想工作，關鍵是公平和實惠。農民覺得他沒有吃虧，還得了好處，他就願意幹了。但不知他們調整了多少？

牛敏說，這幾年我們重組了28萬畝。全雙流是70多萬畝耕地。然後社外流轉。怎麼流轉呢？就是引進經營者，土地向經營者集中，交給搞農業產業化的經營者。經營者來採取什麼辦法呢？順包反租。

我問，什麼叫“順包反租”？

牛敏說，就是農民包產到戶的承包關係不變，但是他把地租給經營者。這樣，經營者和農民就形成了兩種關係。第一種是租賃關係。經營者租用農民的土地，要向農民繳租。一般是按實物計價、折價，每年兩次，6月30日一次，9月30日一次。有人講我們搞的土地向經營者集中是“向地主集中”，這話不對。實際上地主是農民，經營者是長工。但是經營者規模經營需要工人，農民就成了農業工人了。這就形成了第二種關係，僱傭關係。

我不禁拍案叫絕。土地向經營者集中，或者說，農用土地、耕地向規模經營集中以後，就土地使用權而言，農民是地主，經營者是佃戶；就農業企業而言，經營者是老闆，農民是工人。一個租賃關係，一個僱傭關係，經營者和農民互為老闆。這算不算生產關係的一場變革呢？

這個問題，我想還是留給政治經濟學家去回答吧！我更關心的，是一個現實問題，一個操作問題：當農民和經營者發生這兩種關係時，他們是直接和經營者打交道呢，還是由政府來做中介呢？

路在腳下（2）

牛敏說，一對一的談判肯定不行。農民談不來，權益也得不到保障。每家每戶都去和經營者談，不是相互攀比，就是暗中壓價，效率低，成本高，結果也不好。我們的辦法，主要是以村、社為單位，就是村和社來組織，農民聯合起來和經營者談判，然後尊重農民的意願籤合同。

我問，農民願意嗎？

牛敏說，願意。

我又問，為什麼願意？

牛敏說，因為有好處。

我再問，只是有好處嗎？

牛敏說，從長遠看，也有意義。我甚至認為這是農業上的第三次革命。

我問，第三次革命？

牛敏說，是。第一次打土豪分田地，實現了“耕者有其田”。但是分田到戶以後，日子並不好過。因為當時就那麼一點東西。你分一頭牛，我分一張犁，他分一間屋，都是殘缺不全的，有的家庭還沒有勞動力。於是農民聯合起來你出農具，我出勞力，共謀餬口。

我說，就有了互助組、合作社？

牛敏說，對。但是後來我們搞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違背了經濟規律。小平同志又總結安徽的實踐，搞承包到戶，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讓農民一夜之間吃得飽了。但是富不起來。

我問，為什麼富不起來？

牛敏說，你想嘛，千家萬戶的農民闖千變萬化的市場，怎麼適應得了，又怎麼對付得下來？每個人種點枇杷，每個人種的枇杷都自己挑著擔子去賣，走不了十里地，賣不出好價錢。這種經營方式，即便脫得了貧，也絕對致不了富。

我又問，現在又有什麼不同？

牛敏說，土地向經營者集中以後，規劃經營、規模經營了，情況就大不一樣。第一，經營者來了以後，農民第一筆收入，也就是租金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