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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期（二十日出）上，飄飄然的論起「文人無行」來了，先分文人為五類，然後作結道——除了上述五類外，當然還有許多其他的典型；但其所以為文人之故，總是因為沒有飯吃，或是有了飯吃不飽。因為做文人不比做官或是做生意，究竟用不到多少本錢。一枝筆，一些墨，幾張稿紙，便是你所要預備的一切。嘸本錢生意，人人想做，所以文人便多了。此乃是沒有職業才做文人的事實。

我們的文壇便是由這種文人組織成的。

因為他們是沒有職業才做文人，因此他們的目的仍在職業而不在文人。他們借著文藝宴會的名義極力地拉攏大人物；借文藝雜誌或是副刊的地盤，極力地為自己做廣告：但求聞達，不顧羞恥。

誰知既為文人矣，便將被目為文人；既被目為文人矣，便再沒有職業可得，這般東西便永遠在文壇裡胡鬧。

文人的確窮的多，自從迫壓言論和創作以來，有些作者也的確更沒有飯吃了。而邵洵美先生是所謂「詩人」，又是有名的鉅富「盛宮保」〔3〕的孫婿，將汙穢潑在「這般東西」的頭上，原也十分平常的。但我以為作文人究竟和「大出喪」有些不同，即使僱得一大群幫閒，開鑼喝道，過後仍是一條空街，還不及「大出喪」的雖在數十年後，有時還有幾個市儈傳頌。窮極，文是不能工的，可是金銀又並非文章的根苗，它最好還是買長江沿岸的田地。然而富家兒總不免常常誤解，以為錢可使鬼，就也可以通文。使鬼，大概是確的，也許還可以通神，但通文卻不成，詩人邵洵美先生本身的詩便是證據。我那兩篇中的有一段，便是說明官可捐，文人不可捐，有裙帶官兒，卻沒有裙帶文人的。

然而，幫手立刻出現了，還出在堂堂的《中央日報》〔4〕（九月四日及六日）上——女婿問題如是

最近的《自由談》上，有兩篇文章都是談到女婿的，一篇是孫用的《滿意和寫不出》，一篇是葦索的《登龍術拾遺》。後一篇九月一日刊出，前一篇則不在手頭，刊出日期大約在八月下旬。

葦索先生說：「文壇雖然不致於要招女婿，但女婿卻是會要上文壇的。」後一句「女婿卻是會要上文壇的」，立論十分牢靠，無瑕可擊。我們的祖父是人家的女婿，我們的父親也是人家的女婿，我們自己，也仍然不免是人家的女婿。比如今日在文壇上「北面」而坐的魯迅茅盾之流，都是人家的女婿，所以「女婿會要上文壇的」是不成問題的，至於前一句「文壇雖然不致於要招女婿」，這句話就簡直站不住了。我覺得文壇無時無刻不在招女婿，許多中國作家現在都變成了俄國的女婿了。

又說：「有富岳家，有闊太太，用賠嫁錢，作文學資本，……」能用妻子的賠嫁錢來作文學資本，我覺得這種人應該佩服，因為用妻子的錢來作文學資本，總比用妻子的錢來作其他一切不正當的事情好一些。況且凡事必須有資本，文學也不能例外，如沒有錢，便無從付印刷費，則雜誌及集子都出不成，所以要辦書店，出雜誌，都得是大家拿一些私蓄出來，妻子的錢自然也是私蓄之一。況且做一個富家的女婿並非罪惡，正如做一個報館老闆的親戚之並非罪惡為一樣，如其一個報館老闆的親戚，回國後遊蕩無事，可以依靠親戚的牌頭，奪一個副刊來編編，則一個富家的女婿，因為興趣所近，用些妻子的賠嫁錢來作文學資本，當然也無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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