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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一些東西得到改變。馬龍·白蘭度變成了我非常親密的可信賴的朋友，我說不清他到底教給了我多少東西。我們坐下一談就是幾個小時，他給我講了許多關於電影的事。他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演員，曾經和許多電影界的巨人一起工作過，包括演員和攝影師。他對電影藝術的價值觀看法很深刻，使我感到敬畏，他對我像慈父一般。

所以，在那些日子裡，電影是我的第一夢想，但我還是有許許多多別的夢。

一九八五年初，在美國音樂獎的開幕式以後，我們花了一晚上時間，製作出了一個群星薈萃共同演唱的歌曲《天下一家》。衣索比亞和蘇丹的食物短缺、人民捱餓的訊息震驚了我們，於是，我和萊昂內爾·裡奇合寫了這首歌曲。

那一陣，我曾讓妹妹珍妮跟我走進一間有著有趣音響效果的地方，諸如壁櫥或者洗澡間，我唱給她聽，只唱幾個音符，一段節奏，並不是一整段，或是什麼別的。我只是在嗓子眼兒裡輕輕哼著，然後問：“珍妮，你看到什麼了嗎？你聽到這聲音以後看到了什麼？”這時她回答：“在死亡線上掙扎的非洲兒童。”

“你說對了，這就是我的心聲。”

她說：“你在說非洲，你在說那些快要死了的兒童。”《天下一家》就是這麼寫出來的。我們跑到一間黑屋子裡，我給珍妮唱。在我看來，那是歌唱家應該能做到的，我們應該會表演，表演應該有效，即使在黑屋子裡也一樣。我們因為電視已經失去了許多東西，我們應該能夠在沒有先進的技術、沒有影象的條件下只用聲音來打動人心。

從我記事起我就開始唱歌了，我懂得歌聲的奧秘。

我認為《天下一家》是一首很神聖的歌；但這是在一種特定意義上的神聖。作為那晚表演的許多音樂家之一來演唱這首歌曲的一部分，我感到自豪，我們被改變現狀的渴望聯合到一起，這種改變將使世界在我們面前變得更美好，使我們想要幫助的捱餓人民的境況有所改觀。

我們募到了一些格萊美獎的獎金，開始聽到電梯裡不僅只播放《比利·金》，也經常播放《天下一家》了。從一開始作它起，我就想過這首歌應該由兒童來演唱，當我第一次聽到在製片人喬治·達克的節目中，許多兒童演唱這首歌曲，我差點哭了，這是我所聽過的最好的節目。

在《天下一家》之後，我又一次決定從公眾中隱退。在以後的兩年半時間裡，我花去大部分時間錄製了《顫慄》之後的唱片，最後唱片命名為《真棒》。

製作《真棒》為什麼花了這麼長的時間？回答是，我和昆西認為，這張唱片應該盡人力所及的達到完美。一個追求完美的人不能不花費時間，去精心雕琢，狠下功夫，力求使事情達到最完美的程度，他不能在不滿意的時候就隨隨便便、放任自流，他不能夠。

如果不對勁了，你可以拋棄它，然後重新開始，直到它真正完美無缺，你也真正盡心盡力了，這也就是你的成果了。真的，你必須真正做到一絲不苟，這就是奧秘，這就是第一名與第三十名的區別，這就是第一名常常能數星期都保持名次的結果，因為它本來就是那麼好，真正好的東西總是會保持它的名次，讓人們猜想著它到底什麼時候才會掉下來。

解釋我和昆西·瓊斯如何製作一張唱片是很費勁的事。一般來說，我創作歌曲，演奏音樂，昆西則指出精華所在，這就是我能解釋的唯一方式。昆西傾聽我的作品，做一些改動，他會說：“邁克爾，你應該把這個地方改改。”我就做一些改變，他指導著我，幫助我創造，幫助我發明新的音響效果和新的音樂。

我們爭吵。製作《真棒》時，我們總是不同意對方的一些觀點，一般來說，都是因為新鮮事物而吵，為了最新的技術，我會說：“昆西，你知道，音樂是無時無刻不在變化的。”我需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