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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捨不得不看，好像身上有傷的人，明知觸著是很痛的，但有時仍是不自禁的要用手去摸，感到新的劇痛，保留他受傷的意識。但苦痛究竟是苦痛，所以也就趕緊丟開，去尋求別的慰解。”348他寫了多篇抨擊現實的雜文。其中《碰傷》349系針對新華門前軍警毆傷索薪教員事件而作，又是用的“彆扭的寫法”。他說：“事情出在六月上旬，事後政府發表命令，說教員自己‘碰傷’，這事頗有滑稽的意味，事情是不愉快，可大有可以做出愉快的文章的機會，我便不免又發動了流氓的性格，寫了一篇短文。”350

《美文》351也是周作人的一篇重要之作。其中說：“外國文學裡有一種所謂論文，其中大約可以分作兩類。一批評的，是學術性的。二記述的，是藝術性的，又稱作美文，這裡邊又可以分出敘事與抒情，但也很多兩者夾雜的。……讀好的論文，如讀散文詩，因為他實在是詩與散文中間的橋。”352作者提出：“在現代的國語文學裡，還不曾見有這類文章，治新文學的為什麼不去試試呢？”“我希望大家捲土重來，給新文學開闢出一塊新的土地來，豈不好麼？”現代文學史上的隨筆或小品文，即由此發端。而自覺地表達有關白話文的文體意識，這在中國大概還是第一次，其意義並不限於隨筆寫作。“文學革命”至此才從“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353的程度更上一層樓。周作人曾舉自己的《祖先崇拜》為例說：“它只是頑強地主張自己的意見，至多能說得理圓，卻沒有什麼餘情。”354這也可以用來批評包括周氏在內的第一代白話文作者此前多數文章。胡適說：“這幾年來，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發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這一類的小品，用平淡的談話，包藏著深刻的意味；有時很像笨拙，其實卻是滑稽。這一類作品的成功，就可徹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了。”355正道著《美文》及周作人等隨後將此種文體意識付諸實踐的特殊貢獻。前述《山中雜信》、《碰傷》，以及先用日文後用中文寫的兩篇《西山小品》，就是周氏最早一批美文之作。

周作人說，他在西山“一邊養病，一邊也算用功，但是這並不是什麼重要的工作，主要的只是學習世界語，翻譯些少見的作品。後來在《小說月報》上發表的從世界語譯出的小說，即是那時的成績”356。周氏開始自學世界語尚在此前，一九二〇年九月二日“閱Jones世界語教本了”，十月二十日致長島豐太郎信中則雲：“我正在學習世界語。書能稍稍讀一些，但尚不能用世界語寫作。”357九月二十三日“譯世界語小說二篇”，即波蘭普魯斯作《世界的黴》358和亞美尼亞阿伽洛年作《一滴的牛乳》359，是他這方面最早的譯作。周作人宣傳新村時即已提倡世界語：“將來因時勢的需要，可以在國語上更加一種人類通用的世界語，此外種種國語方言，都任其自然，才是正當辦法；而且不僅言語如此，許多事情也應該如此的。”360現在學習這門語言，則有如當年學習俄文，旨在蒐羅難得的材料，以便從事移譯。他也就掌握了除英文外的第二種譯介東歐等“弱小民族文學”的手段。以後他說：“世界語這東西是一種理想的產物，事實上是不十分適用的，人們大抵有種浪漫的思想，夢想世界大同，或者不如說消極的反對民族的隔離，所以有那樣的要求，但是所能做到的也只是一部分的聯合，即如‘希望者’的世界語實在也只是歐印語的綜合，取英語的文法之簡易，而去其發音之龐雜，又多用拉丁語根，在歐人學起來固屬便利，若在不曾學過歐語的人還是一種陌生的外國語，其難學原是一樣的。”361不過因為周氏精通英文，自無此種困難；養病期間，據此譯出波蘭戈木列支齊（Wiktor　Gomulicki）362作《燕子與胡蝶》、普魯斯（Boleslaw　Prus）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