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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鬥爭擴大化了。’依你看，這種認識是不是達到了的真理高度？是不是也如你所說的，社會發展經過一次迂迴後，躍上了一個新的臺階？而這種認識這個新臺階就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

尤瑜向來只喜歡談摸得著的實際問題，不喜歡高談闊論不切實際的理論，因此進一步針對實際提出疑問。竹海沉思了片刻，站起來在房中踱步，如抽絲一般，悠悠地說：

“這是個理論問題，我也不一定能說清。我想，大凡理論來源於實際，理論是否正確，還得用實踐來檢驗。凡事物質的改變，總與量有關係，過了一定的量，質就會發生變化。一個蘋果爛掉了百分之九十九，總不能說基本上是個好蘋果。六個人‘犯罪’；你抓了八個；可以說‘擴大化’；你抓了九或十個，再說‘擴大化’已屬勉強；你若抓上一百，一千，乃至一萬，就再也不是什麼‘擴大化’，那就是一場與希特勒屠殺猶太人一樣的蓄意的謀害了。二十幾年前，反右鬥爭中抓了五十五萬右派，二十年後，經中央核定，中央一級沒有抓錯、不能改正的大右派只有五個，外加一個二十年後不肯承認錯誤的大學生中央圈定不能改正僅九個。加上地方還沒有來得及改正的，總起來全國沒有改正的也不足五千人，並且有的還在繼續改正中（據當年任統戰部長李維漢的回憶），可見這次運動中，錯劃的在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以上。一個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都搞錯了的運動，難道還要肯定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嗎？因不足五千人有‘罪’（就算他（她）真的有罪）；而令五十五萬的無辜者陪著他們‘赴刑場’，且達二十年之久，這種明目張膽的群體迫害、踐踏人權的行徑；豈能以‘擴大化’輕描淡寫了之？再說十年文化大革命被整的幹部中，免不了也有少數幾個貪贓枉法、作風敗壞的，那麼能不能因為有這麼幾個敗類的存在，就能說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正確的和必要的’？可見反右派鬥爭和文化大革命一樣，錯誤遠遠超過了一定的量，性質當然發生了根本變化。如果有人還要將一個腐爛了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以上的蘋果，剔除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以上的的腐爛部分，食用其中百分之零點零一的他認為沒有腐爛的部分，甚至還認定這個蘋果基本是好的，那麼，這個人不是比葛朗臺還吝嗇千百倍的不可理喻的瘋子，就是自欺欺人的騙子！因此，我們不是瘋子、騙子，我們沒有理由肯定一個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以上的反右派運動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

“現在我們再來考察一下當時是不是存在‘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的情況。‘擒賊先擒王’，首先我們就審視當年五十五萬右派分子之王的言論吧。當年，最能體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的領導的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應該是那些至今還不能改正的右派分子，其中最突出的應該是在整風運動中分別發表了被稱為中國右派界的‘三大反動理論’——即章（。dushuhun。）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和儲安平的‘黨天下’。當年全國報刊在黨中央號召下，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dushuhun。），萬箭齊發，重炮猛轟，對這‘三大反動理論’進行了密集性的批判。可見這‘三大反動理論’應該比砒霜還要毒的毒箭，那麼它究竟‘毒’在哪裡呢，現在不妨讓我們再回到四十多年前那場運動中去，見識一下他們的‘反動理論’吧。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刊載了章（。dushuhun。）伯鈞在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的發言：‘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給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