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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當年的人工合成牛胰島素的研究組相差彷彿。

不過，要形成清晰的科研鏈，倒不一定是什麼都要寫出來，也不一定要按照時間順序發表論文。

比如耐熱聚合酶，楊銳就準備放在最後才發表。

原因很簡單，有耐熱聚合酶，能夠大幅度的縮減實驗時間。

pcr本質上就是一個dna倍增技術。

它能夠快速的將dna翻倍再翻倍再翻倍……理論上，想翻倍多少次，就能翻倍多少次。

這就好像那個著名的旗手與國王的故事。

在象棋的第一格放2粒麥子，第二個放4粒麥子，第三格放8粒，第四格放16粒，如此倍增下去，第三十格有多少粒？

——第三十格將會有十億零七千三百七十四萬一千八百二十四粒麥子。

pcr也因為這種超級倍增術，而在無數的領域大顯身手。

比如犯罪現場的dna殘留，在pcr時代以前，試劑殘留太少是無法檢測的，但進入九十年代以後，擁有了pcr的警局，就可以無視殘留數了。理論上，只要有一個完整的dna殘留，就可以倍增到可以檢測的狀態。

之所以說，九十年代才有警局擁有pcr，就是因為耐熱聚合酶的原因。

pcr的原料是聚合酶，普通聚合酶也可以用，但每翻倍一次，不耐熱的聚合酶就會在九十多度的水浴鍋裡失活，第二次翻倍的時候，還得再新增一次聚合酶。

聚合酶不便宜不說，這個過程還需要專業人士來做，複雜且容易出錯。

而在研究過程中，連續新增三十次的聚合酶，同樣不是容易的事。

當然，開發耐熱聚合酶同樣不容易。

所以，歷史上的穆里斯等人，首先致力於解決翻倍問題，並沒有優先考慮耐熱聚合酶的問題。

畢竟，只有翻倍問題解決了，證明這種方法可行，才有簡化方法的必要。

否則，光是有耐熱聚合酶，沒有使用它的技術，一樣沒什麼卵用。

然而，楊銳與穆里斯等人不同。

他是已經確定無疑的知道，pcr是一項好技術。

所以，他是首先將能夠提升效率的研究做出來，等到要階段性釋放論文的時候，別人就算是受到了啟發，也一樣趕不上他的速度。

事實上，楊銳還有點希望有人能追在自己的屁股後面。

如果是一名中國人，單純的做出了一項聰明、簡單、影響世界的成果，他得到的評價，估計有一半是“****運”。

但如果一名中國人，在你追我趕的科研競爭中，以聰明、簡單的方式，做出了影響世界的成果，他得到的評價就一定大不一樣了。

當然，這樣做，是一定有風險的。但楊銳思來想去，還是決定階段性的發表論文。

理由很簡單，單純的pcr論文，並不一定會將楊銳送上諾貝爾獎的神壇。

而若是沒有諾貝爾獎，pcr專案的價值就大大縮減了，它雖然仍可能價值30億美元，可對楊銳來說，諾貝爾獎的價值又何止30億美元。

本著這種思路，dna合成儀送到的第四天，楊銳就開始草擬第一篇論文——《dna合成儀的改進思路》。

仍然屬於前序性論文，甚至只能說是前序的前序，但所謂的科研鏈，就是這樣一環扣一環的鏈起來的。

黃茂等人倒是很高興，他們剛剛在來自香港的多名律師撰寫的厚厚的法律檔案上籤了字，差不多把所有的權利都給了華銳公司，只留下一個署名權。

80年代的中國人，也從來沒有透過專利或者類似的手段賺到錢的，黃茂等人對此並不在乎，他們在乎的，反而是名聲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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