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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鬥爭擴大化了。’依你看,這種認識是不是達到了的真理高度?是不是也如你所說的,社會發展經過一次迂迴後,躍上了一個新的臺階?而這種認識這個新臺階就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
尤瑜向來只喜歡談摸得著的實際問題,不喜歡高談闊論不切實際的理論,因此進一步針對實際提出疑問。竹海沉思了片刻,站起來在房中踱步,如抽絲一般,悠悠地說:
“這是個理論問題,我也不一定能說清。我想,大凡理論來源於實際,理論是否正確,還得用實踐來檢驗。凡事物質的改變,總與量有關係,過了一定的量,質就會發生變化。一個蘋果爛掉了百分之九十九,總不能說基本上是個好蘋果。六個人‘犯罪’;你抓了八個;可以說‘擴大化’;你抓了九或十個,再說‘擴大化’已屬勉強;你若抓上一百,一千,乃至一萬,就再也不是什麼‘擴大化’,那就是一場與希特勒屠殺猶太人一樣的蓄意的謀害了。二十幾年前,反右鬥爭中抓了五十五萬右派,二十年後,經中央核定,中央一級沒有抓錯、不能改正的大右派只有五個,外加一個二十年後不肯承認錯誤的大學生中央圈定不能改正僅九個。加上地方還沒有來得及改正的,總起來全國沒有改正的也不足五千人,並且有的還在繼續改正中(據當年任統戰部長李維漢的回憶),可見這次運動中,錯劃的在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以上。一個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都搞錯了的運動,難道還要肯定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嗎?因不足五千人有‘罪’(就算他(她)真的有罪);而令五十五萬的無辜者陪著他們‘赴刑場’,且達二十年之久,這種明目張膽的群體迫害、踐踏人權的行徑;豈能以‘擴大化’輕描淡寫了之?再說十年文化大革命被整的幹部中,免不了也有少數幾個貪贓枉法、作風敗壞的,那麼能不能因為有這麼幾個敗類的存在,就能說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正確的和必要的’?可見反右派鬥爭和文化大革命一樣,錯誤遠遠超過了一定的量,性質當然發生了根本變化。如果有人還要將一個腐爛了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以上的蘋果,剔除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以上的的腐爛部分,食用其中百分之零點零一的他認為沒有腐爛的部分,甚至還認定這個蘋果基本是好的,那麼,這個人不是比葛朗臺還吝嗇千百倍的不可理喻的瘋子,就是自欺欺人的騙子!因此,我們不是瘋子、騙子,我們沒有理由肯定一個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以上的反右派運動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
“現在我們再來考察一下當時是不是存在‘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的情況。‘擒賊先擒王’,首先我們就審視當年五十五萬右派分子之王的言論吧。當年,最能體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的領導的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應該是那些至今還不能改正的右派分子,其中最突出的應該是在整風運動中分別發表了被稱為中國右派界的‘三大反動理論’——即章(。dushuhun。)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和儲安平的‘黨天下’。當年全國報刊在黨中央號召下,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dushuhun。),萬箭齊發,重炮猛轟,對這‘三大反動理論’進行了密集性的批判。可見這‘三大反動理論’應該比砒霜還要毒的毒箭,那麼它究竟‘毒’在哪裡呢,現在不妨讓我們再回到四十多年前那場運動中去,見識一下他們的‘反動理論’吧。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刊載了章(。dushuhun。)伯鈞在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的發言:‘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給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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