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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三國演義》的以假亂真，如張飛絕非莽漢，而是寫得一手好字、善畫的文雅之人。《捉放曹》的陳宮非真實，陳宮叛曹另有原因。凡此，皆一新耳目。尤難者，輩東方先生在維護真史的基礎上，能指出野史之有可信。舉一例，孫策討黃祖，為父報仇，盧溥《江表記》引野史《吳錄》載孫策所上《表》一篇，黎東方先生以為絕妙之文，引之書中，讀後確感是佳文。黎先生細考《表》中所記從徵將領。在《吳志》各傳中皆有如實記載，斷言此《表》為真。如黎先生所言：&ldo;野史包括了真實。&rdo;

其二，讀史書，往往最弄不清官制與地名。而二者一經混淆，便成混亂。《細說三國》對於宮制和地理沿革，大費功力，作了認真考訂，乃得其實。如當時所謂揚州刺史，其治地並不在今之揚州，應是九江郡的壽春（安徽壽縣），轄境包括今日的安徽、江西、浙江與長江以南的江蘇，就是沒有揚州。今日的揚州，在東漢末年屬於徐州，稱為廣陵。又如，火燒赤壁實是火燒烏林。赤壁在江南，烏林在江北，赤壁之戰只是序幕，火燒大戰實在烏林。凡此，不搞清楚，必誤讀歷史。官制變化多端，更須注意時代之異。鄧廣銘先生曾有解讀古史三把鑰匙之說，信乎其言。《細說三國》隨分點染官制、地理沿革的變化，使讀者得明真相，真是一大功德。

其三，如黎東方先生所指出，中國史書多重紀傳，而紀傳體之失，在於分割事件，其結果乃成重人物而不明事件。《細說三國》儘管各章多以人物名篇，而著重寫的則是人物所做的事，沒有事件則失去了人物，因之，人與事乃相連結，索然可解。書中對事件之尤著力者，是官渡之戰與赤壁之戰。在兩次事件中，寫出了人的活動，不同性格人物的活動，所以事件與人物乃為有機構成。黎先生在他寫的人物中，也時發議論，如對曹操、劉備、諸葛亮，就發了很多議論。我以為讀者對他的議論，可以同意或不同意，要皆為其治史論人有得之見。中國史書紀傳確有佳作，史遷班書以後愈演而愈成一種套式，只是把不同姓名的人往裡面一套，以致流為履歷表，於事不明，於人不可解，實在乏味。黎東方先生以其活潑之文，論人論事。也為史書增加了幾分清新，其可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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