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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房裡有種陸軍衛兵室的臭味，四面牆壁是黑色的，窗戶的高處有鐵欄柵。守在房間兩邊的警衛有禮地接待喬治，而且稱他為“長官”，看來訊息已經傳開了。彼爾穿著牛仔布制的衣服，渾身發抖，抱怨自己暈眩而不適。有好幾次，他得躺到床上以便止住鼻血。他已長出一些疏疏落落的鬍子，有關准不准他用剃刀的問題顯然曾引起過糾紛。

“振作起來。”喬治說：“你不久就會離開這裡了。”

前來沙瑞特的途中，喬治竭力記起裴傑岷、愛娜和捷克的情報組，他甚至帶著種公事公辦的模糊觀念走進彼爾的房間，他認為，他好歹都應該代表公正人士來調查彼爾一下。結果他反而有一點不好意思；他覺得自己從來不瞭解彼爾，而現在則嫌太遲了。他也對彼爾的身體狀況感到生氣，但是當他指摘那些警衛時，他們都佯裝不知情。更令他生氣的是，才第一天他們就放鬆了他堅持採取的嚴密保護措施。他要求見“訓練所”的所長，所長沒空，他的助手則裝聾作啞。

他們的第一次談話有點保留，而且內容平凡。

他想請喬治把寄到俱樂部的信拿來給他，想請喬治告訴葉普溪進行跟卡拉交換情報員的事，他還要一些擦鼻子用的衛生紙。彼爾解釋，他流鼻血的習慣與悔恨或痛苦無關，那是對他所謂的卑鄙的審問員的一種生理反應。他們堅持彼爾知道卡拉所吸收的其它人的名字，決定要在他離開前逼問出來。此外有一派說法，主張“樂觀者俱樂部”的範史維在替“馬戲團”物色人選的同時也替“莫斯科中央”當“諜探”。韓彼爾解釋道：“說實在，象這麼偏執的人你有什麼辦法？”儘管他體虛力弱，但依然沒法向他們說明他是這一級中唯一的一個。

他們在庭園散步，喬治發現一些令他幾乎絕望的事情，那就是不論日夜，都沒有人在附近巡邏。走了一圈後，彼爾要求回營房去，在那裡，他撬起一塊地板，取出幾張上面滿是些難解文字的紙張。這些紙令他想起了愛娜的日記。他盤腿坐在床上把它們逐一分類，由於姿勢和暗淡的燈光，他垂下前額的頭髮幾乎碰到紙上，此情此景，他幾乎覺得自己又回到六十年代老總的房間裡，看見彼爾懶洋洋地斜靠在椅子上，為了爭取英國更大的光榮而提出一些看似很真實卻無法實行的計劃。喬治並未費神去做筆錄，反正依照正常的情況，他們的談話都有錄音。彼爾開始替自己說了一段很長的辯白，喬治事後只記得幾句。

“我們活在一個基本問題才最重要的世紀裡……”

“美國已沒有能力執行自己的改革……”

“英國的政治狀況跟世界事務無關，而且在道德上沒有發展能力……”

在別的情況下，喬治說不定會同意彼爾說的大部分話。其實，使喬治疏遠的是“曲調”的差異，而不是“音樂”的本身。

“群眾在資本主義的美國經濟壓迫下，已達到連蘇聯政府也預想不到的地步……”

“冷戰始於一九一七年，其實最殘酷的戰爭還在我們前面，因為美國在冷戰結束時的誇大妄想症，會驅使它在國外獲得更大的進展……”

他談的不是西方的沒落，而是貪心和閉塞所引起的死亡。他說他極恨美國，喬治看出這話不假，彼爾認為秘密情報局是唯一能衡量一個國家政治是否健康的標準，而且是唯一表達這個國家下意識裡之想法的方法。

最後他終於談到自己的事，他說在牛津時。他確實是個右派，而在戰時，個人的立場並不重要，只要與德國戰鬥就可以了。他說，一九四五年後有一段短時間，他對英國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還算滿意，但後來逐漸覺得這角色太過微不足道。他的看法是怎樣的和如何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