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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方式呈現出極大的誘惑力。以至有學者指出，金庸小說可做佛教的入門書。深沉的文化內涵，是金庸小說能夠吸引大量高層次讀者的關鍵。 金庸筆下涉及到幾乎所有的中國文化分割槽，從《雪山飛狐》中的雪山極頂到《天龍八部》中的蒼山洱海，從《書劍恩仇錄》中的新疆雪蓮到《笑傲江湖》中的福建山歌，他經常在一些大部頭的作品中帶領讀者進行全方位的中國文化旅遊。例如《天龍八部》從雲南大理寫到江南姑蘇，然後又寫到河南、山西、浙江、寧夏、塞北、關東。金庸不但寫出了各地不同的景色、風俗以及人物語言，更寫出了各地文化本質上的區別，使讀者鮮明地感受到中國文化的“版塊構成”。例如郭靖成長於蒙古大漠，黃蓉則成長於東南海島。蕭峰成長於中原武林，韋小寶則成長於揚州妓院。這些人物身上的個性都與他們的“水土”密不可分。讀這樣的小說時，讀者經常會覺得非常“過癮”，他們從中感到了中國之“大”，感到了作為中國人的自豪。他們會覺得擁有如此文化格局的中國，不論政治風雲怎樣變化，都是具有無窮生命力的，都是不可戰勝的。這種撼人胸襟的“大”的感受是從其他國家的經典作品和新文學作品中很難得到的。 金庸所寫的中國文化，在時間軸上也是富有變化的。同是儒家思想，在金庸筆下，宋朝時顯得博大剛健，郭靖與蕭峰成為金庸小說中最高大的英雄，到了宋朝以後，則顯現出氣象衰弱、難克重任。《倚天屠龍記》中代表道家的武當派和《笑傲江湖》中代表道家的華山派顯然壓倒了代表其他思想的眾多門派。到了明末清初，儒家文化更顯得酸腐可笑、百無一用。《書劍恩仇錄》中的陳家洛自負文武雙全，結果一事無成。《碧血劍》中的袁承志家仇國恨兩難報，茫茫神州無處存身，只得遠走海外，真如孔子所云“乘桴浮於海”。《鹿鼎記》中陳近南的大名天下英雄如雷貫耳，然而這位天地會的首領，外不能完成“反清復明”之大業，內不能平息臺灣島內之黨爭，不但被韋小寶一再矇騙，而且最後死在一個平庸小人的手中，毫無一絲英雄的光彩。金庸所寫的中國文化，並非一味“弘揚”，而是帶有鮮明的分析與批判的。從時間、空間和內部組合等諸多方面，金庸從文化上寫出了一個“大中國”，但這個“大中國”只是中國自身歷史發展的藝術再現，與西方捏造和想象的所謂“中華主義”毫不相干。 上述金庸小說中這些“大文化”的展現是建立在細膩入微的具體描摹的基礎之上的。例如關於佛家文化，金庸可以說了如指掌，從而寫出來揮灑自如。《天龍八部》中一個不知名的灰衣老僧輕描淡寫就制服了所有的超一流高手，他在給天下英雄們說法時，論述佛法與武功的關係說，練武功本是為了提高佛法境界，然而佛法境界達到很高時，卻又不屑於練武功了。這樣的話，對佛教文化沒有高深研究者是很難講出來的。再如《飛狐外傳》中圓性與胡斐分別時所念佛偈： “一切恩愛會，無常難得久。 生世多畏懼，命危於晨露。 由愛故生憂，由愛故生怖。 若離於愛者，無憂亦無怖。” 類似這樣的令讀者刻骨銘心的細節非常多。《射鵰英雄傳》中黃蓉為洪七公做過兩道菜，一道叫“二十四橋明月夜”，一道叫“好逑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