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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易於討好。這類譯法似乎頗難而實在並不難，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說，要比用白話文還容易得多，至少是容易混得過去，不十分費力而文章可以寫得像樣，原意也並不失掉，自己覺得滿足，讀者見了也不會得不加以賞識的。這可以說是翻譯的成功捷徑，差不多是事半而功倍，與事倍功半的白話文翻譯不可同年而語。文言譯書不很費力而容易討好，所以於譯者有利，稱曰為自己而翻譯，即為此故。不過若是譯者因為喜愛這本原書，心想介紹給大家去看，那麼這是為書而翻譯了，雖然用文言於譯者最有利益，而於讀者究不方便，只好用白話文譯去，亦是不得已也。

我把這一段文章引在這裡，一面也是說自己的經驗，更重要的一面是說明雅與文言的關係，在用白話文譯書的時候，三字訣中的雅可以不必要，至多歸併在達字裡邊也就可以了。

（四）　韻文與散文

末了這一節話恐怕缺點頂多，因為是外行人所說的。我不會得做詩，這裡說起韻文，乃是上文講到文言譯書，所以連帶引起來，想對於用古文譯詩的問題說一句話。看來很像是矛盾，我對於有能力的人把外國詩歌譯成中國舊詩並不反對，但是自己如遇見書中有詩歌出現，卻主張用散文譯，無論是連寫或是分行，總之都是散文，因為我覺得現在還沒有有韻的白話這一體，所以沒法子用韻文譯。韻文總有它的一種形式，在中國則是如字的有腳韻，自《國風》《楚辭》、詩詞以至小調彈詞，都是如此。把外國的詩歌要翻成中國的韻文，便必須用上邊所說的某種形式表現它出來，這才在中文的譯本上有韻文的感覺，大抵愈用古舊的體裁也愈容易譯得好，其理由與用古文譯書是一樣的。不過這也仍舊是為譯者自己的利益而說的話，對於讀者是否便利，對於原文是否體裁相合，也還是很有問題，即使是同樣的問，用《小放牛》調改寫《天問》，我想總不能算是合適吧。翻譯外國的韻文，在我個人看來總覺得是一件大難事。六朝以來，佛經裡有好些韻文作品都譯成了中文，如《佛所行贊經》，還有某一種的本行經，全部是韻文，譯成了“偈”的形式，這裡顯示出譯師們苦心與獨創的地方，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他們不願意改譯成散文，要用韻文呢，那時所有的各種形式總有可以採用的，可是用了便要受約束，不變成大雅也是長篇述祖德詩了，所以他們造出了一種無韻的非散文，沿用“偈他”（gatha或譯伽陀）的名稱，是專為譯述印度原詩用的新文體，至今讀了還覺得很有意思。正如《四十二章經》用《論語》《老子》體的文章寫了之後，感覺得雖雅而不適合於發揮新事理，乃揉合駢散，成立了晉唐的佛經文體，這裡不用騷賦，別造偈頌，意義相同。這給予我們一個教訓，便是舊文體縱或可以應用，新時代應當自己去找出途徑來。現今想用古詩文各體裁譯著的人大概是沒有了，但是新的途徑也還沒有找好，散文方面總算走了幾十里路，韻文卻沒有什麼頭緒，這是值得去試探尋找的，雖然在我外行人這裡毫無意見可以貢獻。

重譯書與重出書

1951年7月15日刊《翻譯通報》3卷1期

署名遐壽

未收入自編文集

重譯書究竟是否多是每況愈下，而不是後來居上，我想這很是一個疑問，還得要加以調查研究。頂重要的一點是，重譯書與重出書的區別須得分清楚了。重譯書是明知道這書已有譯本，決心來從新翻譯，這裡必定有什麼一種原因，如不是發現前譯有錯誤，要來改正它，便自信重譯一遍，可以更為達雅，才肯費了時間精力來做這樣的工作。假如是有這樣用意來動手重譯，那麼在理論上說總不能比前譯更差。重出書則是彼此全不接頭，同時或前後譯成出版，譯文雖有好壞，那完全是偶然的，與翻譯先後可以說是沒有什麼關係。有用意的重譯，我以為是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