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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軍”後期放棄從廣東進口洋槍洋炮，改而從上海購入槍炮、千里銃之類。

曾國藩在湘軍後期沒有聘用“洋教習”，不是政治原因，主要是經濟原因、即“洋教習”工資太高之故也。但“洋船”他卻敢於租用。同治元年（1862）三月，曾國藩租用七艘英國輪船將新組建的“淮軍”從安慶運抵上海，開闢了對“太平軍”作戰的“東線”戰場。“東線”戰場不但與左宗棠指揮的“南線”（浙、贛）戰場、及曾國荃指揮的“北線”（天京）戰場相呼應，完成了對“太平軍”主力的戰略包圍，而且切斷了“天國”政權與可能的外國支援的聯絡。這是大有意味的。曾國藩的軍事思想中增加了對西洋兵器、西洋兵法的信任。

早在咸豐十一年（1861）七月十八日的《復陳購買外洋船炮折》中，曾國藩就表白：“購買外洋船炮，則為今日救時之第一要務。”？輧？輵？訛　可貴的是，曾氏的思想並未停留在單純的“買”上，他主張“購成之後，訪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試造，不過一二年，火輪船必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髮匪，可以勤遠略。”

當曾國藩將購買外國船炮視為“長駕遠馭第一要務”的時候，中國的“洋務運動”即完成了它先覺者及先行者的思想發動。甚至，曾國藩對辦“洋務”的細節構想都是正確的：“始以洋人教華人，繼以華人教華人”，？輧？輷？訛委任責成，奏其實效。

曾國藩為中國創辦“洋務”第一人。他建立了“上海機器局”，建造了中國第一艘輪船“恬吉號”，選派了中國遠赴泰西第一批留學生……在新舊遞交之際，是他開啟了中國“現代化”之門。由於其時東西方技術差距不是太大，所以最初的“洋務”製造——船、槍、炮各物，其效能已與“購自外洋者無異”。這是同治四、五年間“上海機器局”的動作情況。

與曾國藩相比，李鴻章、左宗棠輩的“洋務”思想則有了更充分的實踐化機緣。左宗棠的“洋務”開始於同治三年（1864），在浙江巡撫任上，他曾招募巧匠仿造一艘小火輪，放入西湖試航。後因太平軍進攻而將“洋務”計劃擱置。？輨？輮？訛同治五年，左氏上奏，倡言組建中國海軍，建設中國造船廠。計劃獲准、同年“福州船政局”揭牌成立，“馬尾船廠”動工興建。同治八年（1669）五月初一，該廠第一艘輪船“萬年青”號下水。該船排水量為1450噸，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動力船隻。船廠開始五年，共造船十五艘，總排水量達16170噸。在洋員遣歸後的三十年間，該廠又造船二十五艘，總排水量達30604噸。一座船廠，三十五年間共造船四十艘，裝備了福建水師的全部、北洋水師的五分之二、南洋水師的三分之一。後人盛讚左宗棠為“中國海軍之父”，不為過譽。

以上為“物質”的。左宗棠倡辦船政，還有“人才”的培養，“精神”的啟蒙。馬尾船政學堂培養的航海、造船、蒸汽機制造、駕駛、維護等諸方面的人才，不但充實了中國的現代海軍，而且在各個領域推動了中國的現代化程序。

李鴻章繼曾、左後大辦“洋務”，除堅持“軍事優先”的原則而購洋船，買洋炮，造輪船，制槍械，築炮臺，繕船塢之外，他復將“洋務”擴大到國民經濟的各個領域，如修鐵路，開煤礦，開金礦，招商務，通郵電，辦學堂，興紡織……幾乎在每一個“技術”的層面，李鴻章都開始了“西化”的嘗試。李氏從政為大僚幾四十年，其“洋務”目標始終不移。

中日甲午海戰，北洋水師覆滅，論者鹹以此為證，論定“洋務運動”的失敗。此乃皮相之論。“軍事”上的一次或數次失利，並不標誌“國家”範疇的“洋務運動”也同步失利。以“洋務”為號召的“國家”現代化程序，雖有曲折、挫折，卻從未止息。百年回首，豈可虛無前人業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