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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一次鴉片戰爭時代，書生們借讀書而入仕的追求，仍然是精神主旋律。

太平天國的締造者洪秀全、馮雲山都是“書生”。十年寒窗，讀破了經書；州府應試，跑破了鞋底，都是為了“功名”。洪秀全很有些呆勁，從道光八年（1828）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的十六年間，連續四次去廣州參加科舉考試，皆鎩羽而歸，一無所獲。絕了功名之念後，洪秀全才棄儒教而投洋教，建起了“拜上帝會”的組織。先分庭抗禮，再扯旗造反，走到了“讀書做官”的反面。

俗語謂：“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洪秀全連“秀才”也沒考上，卻起名“秀全”，居然稱孤道寡，這似乎又顯示了一些“書生”功利至上、無所操守的一面。

與“造反”的“書生”相對立的，是仍然懷抱家國忠誠的“書生”。這是“書生”中的大多數。你信你的“上帝”，我忠我的“皇帝”。在“皇帝”的旗幟下，“皇帝派”的“書生”大量集結。從“書生”的分化與相互較量的角度反觀所謂“農民起義”，其實是有“野心”的“書生”與有“忠心”的“書生”在進行超出個人層次的比拼。“農民”雲者，“群眾”雲者，皆為“書生”棋局中之紅兵黑卒而已。

更進一層的反思是：在認可了“群眾是真正的英雄”這一宣傳判定後，清醒的歷史思維千萬不要忘記“書生是較量的主角”。

在對太平天國的鎮壓中，“書生”是主角，是謀主，是儒將，是功臣，是英烈。在“考場”上得不到的東西，他們在“戰場”上得到了。誰能想到，是“造反者”成全了“忠君者”呢？

非常之時，出非常之才；非常之難，發非常之策；一個老大帝國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了一次用人制度的大調整，這則證明了清政權“活力”還在，“氣運”不衰！

曾國藩，在改朝換代的變遷中，百年間經歷了“打倒扶起來”的翻覆，是一個爭議頗大的人物。近年，讀書界有“曾國藩熱”，曾氏大名又響徹天地間。他的“書生”本色，是很顯著的。因為考慮到他的“京官”背景，暫置勿論。

第一個“立功”的“書生”，應推江忠源。

江忠源（1812—1854），字岷樵，諡忠烈，湖南新寧人。道光十七年（1837）舉人。後赴京會試，卻屢試不售。好在他儀表堂堂，氣冠群倫，終被考官以“大挑二等”選任縣級教諭之職。倘若江忠源的家鄉不在湖南新寧，倘若不是生逢亂世，江忠源或者要文章終老，寂寂一生了。

機遇出現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新寧黃背峒青蓮教首雷再浩聚眾起事，騷擾一方。江忠源正好回鄉。出於保民護鄉的目的，也出於靖亂報國的信仰，江忠源組織鄉民，結成團練，得數百之眾。偵知敵情後，他率眾突襲之，一戰而勝，生擒雷再浩。“文職”而立“武功”，江忠源做出一種嘗試，或樹立一個榜樣。這次辦團練，也成了湘軍建軍的先聲。這次立功，江忠源被授七品知縣銜，奉派去浙江秀水賑災濟民，代理縣政。道光二十九年（1849），江氏在秀水任上以治盜緝匪為能事，曾擒巨盜十數夥，一縣大治。由此為浙江巡撫吳文鎔重視，待以國士之禮，並補麗水知縣。如果他一直在浙江混下去，至多是當個小“循吏”，也幹不出驚天動地的大事業。

新機遇出現在道光三十年（1850）。道光帝崩，咸豐帝即位。曾國藩應詔薦賢，他想到了江忠源。曾、江相識，是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八月江氏赴京應試“大挑”中選時，介紹人是郭嵩燾。江忠源雖然科考多舛，未能進士及第，僅以“大挑二等”入圍，然任俠自喜，不事繩墨，咄咄有英傑之氣。曾國藩一見，即嘆為奇士。江氏告辭，曾國藩向郭嵩燾評價他道：“吾生平未見如此人物也！是人必立功名於天下，然當以節義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