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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誠：一點往事（2）

重新想起這件事，是到了1969年夏末秋初的時候。那時，我和大多數教員，已被宣佈到江西鄱陽湖畔的“五·七幹校”勞動。臨走前，有許多事要處理：書籍裝箱存放；購置勞動生活的用品；覺得很可能不會再返北京，便和謝冕、周先慎騎著腳踏車，跑遍北京有名的古蹟勝景攝影留念……最讓我傷腦筋的是，大學入學以來的十多本日記如何處理。不論是帶走，還是放在系裡寄存下放教師物品的倉庫，都覺得不妥當，倒不是裡面有什麼“裡通外國”之類的秘密，而是寫給自己的文字，不願意讓別人讀到。想來想去，終於，走之前的一天，在十九樓（中文、歷史系的單身教員的住處）前面樹叢間的空地上，一頁頁撕開燒掉。燒時不免留戀地翻讀，然後看著它們成為黑灰。在讀到1958、1959年間的那些部分時，我發現，原來那時我也充當過激烈的“批判者”的角色。

1958年，我已是二年級學生，“反右派”運動結束不久，便是全國的“大躍進”。除了參加修建十三陵水庫，參加除“四害”、大鍊鋼鐵，參加為創小麥畝產十萬斤記錄深翻土地的運動外，在學校便是“拔白旗、插紅旗”——批判“資產階級”專家權威。北大是著名學者會聚的地方。我們進校之前，對文史哲“權威”的名字就耳熟能詳。他們大多在這個運動中受到“衝擊”。記得，中文系的語言學家王力、岑麒祥、袁家驊、高名凱，作家和文學史家吳組緗、林庚、遊國恩、王瑤，他們有學術思想和研究成果，在這期間都受到批判。而我所在的班，批判的是王先生。

直到現在，我仍不清楚這個“任務”為什麼交由我來承擔。我清楚的是，無論作為一個運動，還是具體批判物件和批判方式，都不只是學校的事，更不可能由我們這些很少政治經驗和閱歷的青年學生所能決定。對王先生的著作，主要批判的是他的《中國新文學史稿》——這是建國後最早出版、也是當時最有影響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當時，我們實際上還未學習現代文學史課程（那是三年級的必修課），書中述及的許多文學現象和作品，對我們來說都很陌生。但是，既然認定《史稿》是資產階級性質，我們這些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的“小人物”，就有資格藐視權威，於是分成幾個小組，分別就文藝界“兩條路線鬥爭”“黨的領導”“研究方法”等若干專題，進行準備。我被分在最後的小組。我們先學習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學習周揚總結“反右”運動的文章，然後根據我們所掌握的這些“武器”，來尋求《史稿》中的資產階級立場、觀點和方法。當時，暑假已經開始，我在參加了幾次討論後，便回南方的家鄉，待到開學歸來時，同學已寫出幾篇批判長文，並已交到雜誌社。不久，這些鋒芒畢露的長篇文章，便在下半年的文藝界權威刊物《文藝報》和《文學評論》上刊出。其中最主要的一篇，題為《文藝界兩條道路的鬥爭不容否定——批判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作者署名為“北京大學中文系二年級魯迅文學社集體寫作”。是的，當時我們班組織的文學社，便以“魯迅”命名。我在當時的日記中寫道，看到這些成果的發表，聽著在校堅持戰鬥的同學對寫作的情景的講述，我感到很慚愧。在批判開始的時候，我的好朋友給我寫了這樣一行字：“你聞到硝煙的氣味了嗎？做好了投入戰鬥的準備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