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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存縣”，年終核查；再如透過鄉約、值月人等，使一州一縣之民，“情聯勢合，如父子兄弟之相為扶掖”，在在涉及新的政治理念。到乾隆初政，距清初的武力征伐已近百年，高宗即諭督撫“實心愛民”：

“為治之道……其本總歸於愛民而已。”＇12＇

復諭：

“……民為邦本，固當愛之，愛之則必思所以養之，養之必先求所以足之。朕欲愛、養、足民，……”＇13＇

既要“愛民”、“養民”、“足民”，所負責任自然就很寬泛，不僅關心命盜、錢糧，還要“盡心”於生產以至分配各各方面（如賑借平糶等）。為此有司當“以民事為身事，恫瘝一體”；＇14＇並不時巡歷鄉村，以使“上下之情，通達無阻，而休慼相關”。＇15＇諭：

“身膺民社，即為其父母、師保。官之視民如子弟，則民之視官如父兄，官民同其休慼，而情意相接，……”＇16＇

“（當）視百姓為一體，視民事如家事，……察其飢寒，恤其困苦，治其田裡，安其室家，以父母斯民之誠心，行父母斯民之實政。”＇17＇

這些或可稱為一種“天下一家”的思想。其理想大約是，天下合為一家一事（官民一體，視為家事），由政府擔當領導和統籌統配的角色（為民父母師保），負起所有生養教化以至經濟事務的責任（父母斯民，課督農桑乃第一要務）。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之下，才有了各項政府職權的擴大和行政措施的改進。當然，清代十八世紀的努力，與基層組織的重新建構相去尚遠，也並未由政府出面改變或代替民間自營，但在大約近千年以來的歷史中，這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一次舉動，它在政府職責的擴大和權力的強化方面，都達到一個空前的高度。

在十八世紀，清政府還實行了賦役制度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取消了已有上千年曆史的“人頭稅”，而代之以“財產稅”（土地稅）。同時還取消了“力役”，而代之以“僱役”（即支付勞務費）。同時，改變身份制度，取消“賤民”名義，＇18＇提高“僱工人”的身份地位，等等。從上述種種作為（特別是世宗皇帝的作為，包括取消有功名者特權）來看，似乎是欲使社會“平民化”。這，也許就是要造就斯科特所說的“無印記非特殊公民”，達致所謂統一和一致的公民身份吧。＇19＇這些，在其他一些國家屬於現代變革的事情，大都是在清代十八世紀出現的。

魁奈曾說，一個民族的繁榮全依靠財富，中國繁榮，人口增加，正是由於國家真正重視農業。孟德斯鳩也不認為中國是“專制”的。據說，當時西方人非特盛稱康雍乾乃有德之君，而且特別讚賞中國政府機構合於自然法程，而“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思想，直可說是拋向西方弊政的炸彈。＇20＇

當二十世紀之時，政治理念不斷翻新，可以說都是為了解決類似的意識形態問題，直到今天。如果說我們主張從較長的時間階段來觀察歷史，那麼十八世紀與二十世紀的有關變革之間，就不僅止有一種“相通”的關係。

透過如上的觀察，我們對於十八世紀的政府政策和政府行為自然會產生一些新的感受。雖然這些已屬於歷史的陳跡，並一直為後人所忽視和誤解，有如“失落”的傳統，但它卻沒有“泯滅”；而且，正是在二百餘年後的今天，我們才重新發掘出這些史實，識別它的含義和藉以重建古今的關聯。

四、勸農中的官府行為

推廣新的適宜產品暨優勢生產專案，是十八世紀政府勸農策的要點。也可以說，各地勸農無不以此為其能事。其間常被引用的，即雍正二年二月和乾隆七年六月兩道諭旨，其一勸民種植樹木（“桑柘可以飼蠶，棗慄可以佐食，桕桐可以資用”）、孳養牲畜（“如北方之羊、南方之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