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部分(第4/4 頁)

鍾小姐的信，他臉上即刻非常正經嚴肅，這也是極應當的。但我總覺得不對，即因其太應當，而又太吃力。如此數年，到他從廣西回去後，到底離了先前的妻，與鍾小姐成其夫妻，在紹興家居，一個退化為沒落的地主，一個變得蓬頭垢面，生男育女，俗到風韻全無。《禮記》裡說弊盡而不見惡，他們卻這樣的經不得。

後來陳海帆亦離開桂林三中回紹興去了，就只剩下我一人在廣西，從南寧又轉到百色及柳州，教書凡五年。在那五年裡，我夙興夜寢，專門研究馬克思主義。這雖是因我年少氣盛哀樂過人，但中華民國實亦要有一個反省，何況民間起兵開創新朝的氣運，雖經過辛亥革命，軍閥內戰，及國民革命軍北伐，尚遼遼未央，所謂人心思反。

玉鳳病死的那年我在胡村，所見景象已與我小時的大不相同，左右鄰舍都窮到連幾毛錢亦無處借，有如日暮群雞的荒愁，連社戲十番都衰歇了。有錢人如馮成奎的刻薄，暗淡驚懼於迷信，及外面紹興那樣大地方出來的新式紳士馬孝安、陳海帆的藐小破落，皆使我懮傷發怒。第一，中華民國現在這樣貧弱總不是事，孟子贊大禹亦因他的功利在天下，所以馬克思主義的功利遂合了我的意；第二，那些不誠實的豪放與優雅，實在應當一掃，還有辛苦學得來的西洋東西，到底連對自身亦不能傾心相知，這時卻有個馬克思說要掃清一切霧數的感情，而且敢於平視西洋的權威東西，這就可喜。馬克思主義雖是他人的聲音在叫喊，但也激發了中華民國一代人的大志，且要重新來格物致知。

當時廣西有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禮賢下士，勵精圖治，就中白崇禧尤其是名將，志在渾定中原，招聘留俄學生為用，因此就有不少在上海失了風的共產黨員避到廣西來了，一中教員即斯大林派與托洛茨基派皆有，而我是敬服託派。起先聽他們談國際問題與國內政治經濟的形勢，真叫我望塵莫及，但我且只顧從基本的書學起，後來倒也忽然一旦都追上他們了。我教的幾班學生都與我好，全校中惟有我對學生可以令出必行。我多少資助貧苦學生的學膳費，且資助他們去上海進工廠做工人運動。我還透過一中的學生指導他校的學生，要他們恢復廣西學生聯合會，惟因幾個中學生都到上海去了，此事進行得沒有成功。

但我自己什麼熱鬧都不參加，我亦不與桂林籍同事聯吟古詩，我亦不留意黨政軍要人的佳話，我亦不與左派同事合唱《伏爾加船伕曲》或《國際歌》。書生我原不喜，於要人我更無緣，而且許多所謂革命者我亦與之相遠。首先我就怕聽慷慨激昂的話，那其實只是激昂，卻並不慷慨，他是假意的這樣說說，已經不好，而他若認真這樣的做起來，更其不好。這樣人又往往會現實得出奇，非膽怯涕泣，即冷靜得殘酷，因其總不離神秘。

但是我這個人也實可惡又可笑。一中有個女同事李文源，是廣東軍閥李揚敬的堂妹妹，北京師範大學畢業，一向在上海做共產黨員，幾番被捕，得李揚敬保釋，這回才避到廣西來的。她教初中國文，遇疑難常來問我。晚飯後天色尚早，時或幾個人出去郊原散步，到軍校附近，聽她唱《國際歌》。另有個男教員賀希明，也是共產黨員，在對她轉念頭，不得到手，卻猜疑她是心上有了我之故。我原也覺得李文源生得活潑倜儻，但是不甚喜她的黨員氣派，兩人說不上存有意思。那賀希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