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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使自己的“丑角精神”和自我破壞獲得真正的價值和永恆的意義呢？太宰治以文學為媒介表白自己的衷腸，證實自己的純粹，但又不免感到這種文學上的自我肯定有他自己厭惡的傲慢與矯飾之嫌，所以，他在文學上的自我肯定是相對的，顯得躲躲閃閃，時刻有被自己和他人批評的可能性。因此，太宰治迫切需要找到文學以外的一種東西來求得絕對的自我肯定，以統一分裂的自我。“‘你要像愛自己一樣愛你的鄰人。’這是我最初的宗旨，也是我最後的宗旨。”（《隨想〈回信——致貴司山治〉昭和21年3月》）於是，太宰治以《聖經》為依據，將自己的“丑角精神”上升為一種愛鄰人的宗教精神，從而使自己的自我破壞因為神的出現而獲得了絕對的道德意義。正如同為無賴派代表作家的坂口安吾所言：“在不良少年中也算是特別的膽小鬼和好哭鬼。依靠臂力不能取勝，依靠道理也不能取勝。於是，只好搬出一個證據的權威來進行自我主張。芥川和太宰都把基督搬出來作證。這是膽小鬼和好哭鬼的不良少年的手腕。”　太宰治一接觸到《聖經》，不需要教會和牧師，便馬上變成了《聖經》的熱心讀者。一面扮演丑角，一面又懷疑丑角意義的太宰治透過接近《聖經》，使“丑角精神”獲得了一種形而上的意義，一種有力的理論依據，從而有可能從自我保護手段上升為崇高的宗教精神。因而，他死死攀住基督這棵樹，來使自己擺脫自我懷疑的泥潭，向基督的完美境界闊步前進，以成為一個絕對的善者。作為一個追求完美的人，太宰治對那種純粹高尚的、無報酬的行為和毫無利己之心的生活，還有這種生活的完美實踐者基督的美感到深深的欽慕和嚮往。但太宰治作為一個罪人、叛徒，只能把自己投影於猶大身上，主動走向神這個絕對者的審判臺，使自我破壞和“丑角精神”在神的面前演變成一種自我贖罪，並使自我贖罪徹底化為通向自我完善的途徑，以獲取與基督相同的意義。他“不相信神的愛，只相信神的懲罰”（《人間失格》）。這是他對神的獨特信仰方式，從而使他區別於一般的基督教徒。我們知道，基督教因保羅的出現而由律法式的宗教變成了信仰的宗教。神把他的兒子耶穌派到人間，將人類從罪孽中拯救出來。無罪的基督身著僕人的襤褸衣衫在十字架上受刑而死，以他一個人的死贖清了全人類的罪過。因而基督之死證明神不僅是懲罰之神，更是恩寵之神。只有這樣才開啟了前往天國的道路。但太宰治對於神不是乞求寬恕，而僅僅是乞求一種懲罰。太宰治沒有看到，更準確地說，是故意抹殺了死於十字架上為全人類贖罪的耶穌的光輝，而只是以絕對理想追求者的身份崇拜著基督的完美。他把“人間失格”的形象與基督耶穌的形象聯絡起來，不斷地乞求神的懲罰，以便使自己在神的懲罰中不斷昇華，最終由一個“人間失格者”過渡到耶穌式的英雄。越接近基督，也就意味著自我破壞愈加慘烈，越是喪失為人的資格，從而在這種帶有自虐色彩的行為中汲取到文學的源泉，體驗到一種超越了凡人向神的完美過渡的快感。正如法國作家紀德所言：“我因鞭笞自己而感到喜悅，喜悅自己的無處逃避——其中有莫大的驕傲，在身處罪惡時。”　於是，太宰治藉助神的懲罰而獲得了鞭笞自己的喜悅。但鞭笞自己的極限無疑是自殺——儘管太宰治深諳這一點，但卻依舊勇敢地向自虐尋求文學的據點。他的很多作品都可以稱之